三 流亡生活
所謂的文化藝術，或者文化藝術當中的哲學，或者一切人類文化活動，都是為了把我們跟這個世界拉開一點點的“距離”，那個“距離”對我們絕對是有好處的。
——梁文道
1972年3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特別關照下，楊絳和錢鍾書這兩位“老弱病殘”的先生，才得以從幹校撤離，回到北京幹麵胡同的學部宿舍。
他們住的原本還算寬綽，朝南三間，中間是客廳，東邊一間是鍾書的臥房兼書房，西邊一間是楊絳的臥房兼書房。朝北一間是女兒錢瑗的臥房，往東是衛生間和廚房。
1969年5月，由於軍宣隊的一項“革命措施”，兩位革命群眾被派遣入住“資產階級權威”家裏，房間被革命群眾強行占去一大半。
1973年12月9日，因強鄰難處，夫妻倆頂著凜冽的寒風，“逃”到北師大錢瑗的宿舍，開始長達三年的流亡生活。
錢瑗人緣好，她的師大同事對錢瑗父母的名氣早有耳聞，素有景仰之情，錢楊夫婦的到來，受到師大左鄰右舍的熱忱歡迎。他們對錢家的遭遇非常同情，從四麵八方送來被褥、鍋碗瓢盆，以至味精、煤爐子、煤餅子等生活用品，紛紛伸出援助之手。
得到這麼多友人的同情和關懷，楊絳和鍾書非常感動。
或許一路勞累，或許急火攻心，楊絳忽然流起鼻血來，她趕忙拿手帕罩著，假借要
洗手，詢問洗漱間在哪裏。
錢鍾書聽了，忙“拙手笨腳”地拿個臉盆，在樓道一個水龍頭下接了半盆水端來，錢瑗的同事見了，都誇錢伯伯勤快，勞動態度好。
楊絳怕鍾書和錢瑗著急，借口說手髒，半盆水不夠，急奔四樓洗漱間。在洗漱間內，她用冷水冰鼻梁，拍打腦門，過了好大一會兒終於止住鼻血，她清洗幹淨沾滿血汙的手帕，下樓回到錢瑗的房間。
錢瑗的宿舍，有三張上下鋪的雙層床，畢業後，室友四散而去，她和兩個同事午飯後在這裏休息。這個陰冷的冬天，朋友搬走了，隻錢瑗一人在這裏歇宿，她事情太多，無暇收拾，房間裏淩亂不堪，一下子被愛整潔的媽媽捉了現場，她不好意思地大叫：“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
楊絳尋聲望去，隻見書架上積著厚厚一層浮灰，床上床下堆積著零亂的雜物。錢瑗是學校美工組成員，經常在這裏加班畫畫，她屋裏的碗、碟、杯、盤，都被充分利用成調色盤，各式各樣，花花綠綠一大片。
原形畢露，名副其實的“大暴露”，麵對著一臉窘態的女兒，楊絳笑得直不起腰來。
他們仨一起動手收拾擦洗，在傍晚之前整理完畢，然後像樓裏其他住戶一樣，在走廊裏生爐子做飯。飯菜燒好之後，團團圍坐在由兩張書桌拚成的臨時餐桌前就餐的他們仨，感受到了丁玲《團聚》一文裏的
暖意：“在冬天，尤其是有著一點熱茶，加上有幾個大芋頭在熱炭中煨著的時候，是頗有著一種家庭的融融之樂的。”
自此，錢瑗不用再擔心父母受人欺負，楊絳夫婦倆也不用再心疼女兒每天起早貪黑擠車往返了。
雖然，這一間鬥室裏，寒氣依然逼人。
冬至，北京更冷的日子到了。呼嘯的西北風抖擻著身子從窗縫向屋裏猛鑽狂灌，宿舍裏因電線老化，經常停電。沒有電，暖氣片沒一絲暖氣，冷得人瑟瑟發抖。一家人逃出的時候都沒帶很多衣服，楊絳請文學所轉業軍人老侯做保鏢，陪她去幹麵胡同的家取了兩大包冬衣，解燃眉之急。
錢瑗一個同事的華僑朋友出國了，把自己居住的小紅樓讓了出來。小紅樓是教職員宿舍，坐北朝南，條件比學生宿舍稍好些。這位同事知道錢家的情況後，就熱心地把小紅樓兩間房的鑰匙送來，讓他們一家搬到那裏居住，自己仍留住原處。
盛情難卻，錢瑗實在為父母的身體擔心，就帶著他們一起搬到向陽的小紅樓居住。
不料，在忙亂的搬家中，清掃陳灰的鍾書由於著涼感冒，多年來一直困擾他的哮喘病複發了，呼吸如呼嘯般急促響亮。楊絳戲稱他為“呼嘯山莊”。
錢瑗帶父親到校醫院去看病打針。鍾書的哮喘是老頑症，吃了藥打了針，並不見很大效果，晚上還是呼嘯得厲害。小紅樓照舊停電停
暖氣，寒氣逼人。
一天夜裏，鍾書呼嘯得不能臥床休息，隻好穿著又重又不保暖的呢大衣在屋裏走來走去。楊絳和衣而臥，陪著他不睡。忽然，聽不見呼嘯聲了，抬頭一看，隻見鍾書趴在桌上，無聲無息。楊絳驚得連忙跳下床，去拉鍾書的手。鍾書隨即回應一下，原來困極了的他，打了個盹兒。
楊絳這一拉，鍾書和他的呼嘯同時被驚醒，又不能安然入睡了。楊絳非常後悔驚醒了他。她既不想讓鍾書難受得呼嘯，又怕鍾書病情發生變化聽不到呼嘯，心裏矛盾極了。
1974年1月的一天，錢鍾書的呼嘯聲越發急促，急促得像要掙斷的線。楊絳非常著急，剛好錢瑗下班回來，學校的司機要送一位教師到北醫三院去，於是他們一起搭車到醫院就診。在汽車開往北醫三院的路上，楊絳感覺錢鍾書急促的呼嘯聲如繃緊的琴弦，隨時都會停止似的，急得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滲出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