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對國內有關債務期限結構的文獻回顧也是從理論文獻與實證文獻兩方麵來進行的。
2.2.1 債務期限選擇的理論文獻
潘敏（2002 ）在他的博士論文《資本結構、金融契約與公司治理》中，通過在戴蒙德（Diamond，1991）的模型中引入企業家的自有資本和投資項目清算價值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從理論上探討了企業長期債務、短期債務融資與企業自有資本之間的聯係。他所得出的結論是：（1）如果企業利用短期債務融資，並且投資項目實施途中不會發生清算行為，則債務期限的選擇與企業自有資本的大小無關。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對所有企業而言，選擇短期債務融資較長期債務融資有利。（2）如果企業利用短期債務融資，並且在投資項目實施途中有可能發生清算行為，則企業投資項目的現金流收益以及企業家的非金錢效用越大，企業就越傾向於選擇長期債務融資。（3）在投資項目有可能被清算的情況下，清算時，如果投資項目的清算價值大於企業的負債償還額，則投資項目融資額中自有資本的比率越高，企業越傾向於選擇長期債務融資；相反，如果投資項目的清算價值小於企業債務的償還額，則投資項目融資額中自有資本的比率越高，企業選擇短期債務的動機就越強。一般地，在投資項目被清算的情況下，企業投資項目的清算價值均較小，所以，投資項目融資額中自有資本的比率越高，企業選擇短期債務融資的傾向就越強。（4）經濟主體中，好企業的比率越高，企業選擇短期債務融資的動機也越強。
陳耿和周軍（2004 ）從債務代理成本的角度對債務期限結構進行了理論上的分析。他們認為，債務融資的主要代理成本———資產替代———與債務期限存在密切的關係。在債務期限較短的情況下，企業麵臨較強的流動性壓力，對企業的投資選擇產生較大的約束。為了保持償債能力和避免破產，企業一般不會用短期資金投資於高風險項目。而且，由於債務期限短，企業麵臨再融資風險的問題。如果存在將低風險債務資金用於高風險投資的行為，滾動短期融資則容易遭到債權人的抵製，企業資金難以為繼。因此，企業以短期債務為主時，企業的資產替代行為受到天然的控製，從而債務代理成本也就得到了相應控製。另外，他們還從信號假說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解釋。若把由於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長期債務的額外成本也視為債務代理成本的組成部分之一，則信息不對稱越是嚴重，市場就越是不能正確區分公司的價值，長期債務的發行折價就越大，其代理成本也就越高。與之相比，短期債務的發行顯然能降低或避免這種成本。最後他們得出：短期債務能有效地降低或控製債務代理成本。
雷森、李傳昭和李奔波（2004 ）從信號傳遞博弈的角度，研究了不完全信息如何影響企業選擇其債務期限結構進行了分析。針對信貸配給所帶來的交易費用，重點研究了在什麼情形下會出現分離均衡，即好的企業進行短期債務融資，差的企業進行長期債務融資。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信貸配給所帶來的交易費用達到一定程度時，好企業將選擇短期債務，差企業將選擇長期債務。同時信貸配給不僅在傳統的意義上有控製銀行貸款風險的作用，而且在引入債務期限結構這一金融工具下，通過信貸配給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使好企業有選擇短期債務從而向銀行傳遞自己質量信息的願望。這也意味著高質量的企業有著更高比例的短期債務，而低質量的企業有著更高比例的長期債務。
2.2.2 債務期限選擇的實證文獻
韓德宗、向凱（2003 ）以1999~2001年間醫藥和生物製品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結構進行實證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為：（1）固定資產比率與長期融資比率正相關。表明債權人在考慮借款資金的風險時，關注的是公司的清償價值。因為固定資產比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司的長期償債能力，固定資產比率越低，公司風險越大，短期融資比例就越高，與信號假說中關於信用風險的解釋一致。（2）“生物製藥”虛擬變量與長期融資比率負相關。這與信號假說中的流動性風險解釋一致。因為“生物製藥”屬高成長性領域，具備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從而信息不對稱的可能性大，企業的風險也就越大，銀行就越趨向於短期借款，故短期融資的比率就越高。（3）公司規模指標與長期融資比率成正比，表明公司規模對債務期限結構有一定的影響。（4）與國外實證研究結果不同的是，體現公司投資機會的資產的市場—賬麵值比率MV\\\/BV指標不能進入回歸方程，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在解決投資不足問題上並未利用債務期限工具，或者上市公司本身就不存在投資不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