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大正到昭和
“大正民主”雖以“民主”命名那個時代，不過它真正在日本社會、思想、文化中帶來的作用，其實是多元混亂——那是放棄舊信念、尋找新方向必定會出現的情況。大正時代的前期，西方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甚囂塵上，一度被視為改革日本內閣、國會體製的藥方，不過到了後期，整個局麵變得更動蕩，各種主張不隻更多元，而且也更激烈。
太宰治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中。一方麵價值觀的大混亂引發了強烈的危機感，刺激了新的保守態度興起，許多人希望得到明確的、集體的答案作為生活依憑，不想要繼續活在各種衝突的主張論戰中無所適從，於是強調天皇權威、強調高度服從國家利益的軍國主義有了愈來愈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麵，從多元快速收束為一元的高壓過程，當然使得許多人對於失去自由強烈地難以適應。
新時代的一元價值觀很快有了焦點，是從放棄“脫亞入歐”後逆轉形成的：日本要回到亞洲，轉而領導亞洲對抗甚至超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悲觀沒落的歐洲，那就必須控製中國。在這個策略下，過去間接追求在中國扶植一個親日政府的做法顯得太保守了。
大正結束、昭和開始，是一九二六年，不過後來日本曆史意識上認定的“昭和史”是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導
，是一九二八年的“濟南事件”以及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事件，而進軍東北之後，又有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
這在日本曆史上是清清楚楚前後連貫的，表現皇軍決心以武力進入中國，直接操控中國。“濟南事件”與炸死張作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勢力進入東北，等到張學良正式加入國民政府，日本軍方就直接派兵入侵東北。中國現代史上將發生在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與發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分開處理，但實際上連貫的真相是日本軍部啟動了對中國的武力侵犯，便一不做二不休，沒有要停留於控製東北，占領上海不成後，轉移焦點，在熱河、察哈爾等華北地區積極活動，試圖達成控製中國的目的。
這樣的過程，在日本國內衝擊了內閣與軍部的權力運作，也實質上改變了天皇的地位。關於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仍有爭議，關鍵就在於這段時期的日本政治體製暗潮洶湧，不斷產生種種變化。軍部借由抬高天皇地位來遂行其對外擴張的意誌，壓倒國內其他政治勢力，但實際上又必須盡量避免天皇個人意誌介入政治與軍事行動決策。
這段戰爭侵略曆史，與天皇製密切相關，天皇製甚至也決定了日本戰後發展的軌跡。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力主保留天皇，替日本人維持了最後的尊嚴，進而在日本人心
中取得了和天皇同等的榮崇地位，大幅降低了日本人對於美軍占領國家的抗拒，願意和美軍總部配合，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新的民主體製與新的經濟基礎。
然而麥克阿瑟獨斷決定保留裕仁天皇，實質上等於替裕仁背書開脫戰爭責任，引發了後續的無窮爭議，即使從後來披露的許多史料中，都無法得到明確的答案。
一方麵，數據顯示裕仁天皇遵從立憲製度，隻要是內閣一致的決定，他從來不曾推翻過，沒有以自身意誌做過任何決策。然而另一方麵，數據也顯示在天皇如神的權力架構中，裕仁的想法、意誌有太多其他渠道可以傳達給內閣與軍部，幾乎不可能有違背他想法、意誌的決策被送到殿前會議來，所以哪些案子是揣摩天皇心意而形成的，哪些案子又是天皇被動同意的，根本無法分辨。不要說後世的史家，恐怕連曆史現場的當事人都不見得弄得清楚吧！
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天皇，帶領一個高度不穩定的政治權力運作機製，中間充滿了不確定性，唯一明確的，是日本要借由掌控中國來領導亞洲的這份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