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的集體一致性
五四運動後中國掀起的反日狂潮，加上國民革命軍北伐使得親日的北洋政府搖搖欲墜，導致日本認定憑政治與外交手段絕對不足以控製中國，必須訴諸軍事武力。
軍人與部隊愈來愈重要，相應地，如何管理軍隊、如何運用軍力，變得愈來愈複雜。日本的軍事體製是模仿普魯士的，即當時被視為最新、最有效的軍政、軍令二元係統，在最高統帥以下分為由國防部領導的軍政係統，以及由參謀本部負責的軍令係統。兩個係統理論上彼此分工並在權力上平衡，以確保最高統帥的終極仲裁、指揮權，軍政或軍令係統的領導者在無法指揮另一個係統的情況下，不可能僭越最高統帥的權力。
不過在日本，最高統帥是無論從曆史慣例，還是依照立憲體製，都不直接、積極參與決策，更不涉及執行的天皇，於是這種二元製幾乎必然帶來的結果是兩個係統間的長期拉鋸、抗衡乃至鬥爭。影響所及，不隻是日本的軍事行動經常暴衝冒進，更因為軍政部門屬於內閣，連鎖反應而造成政治上的長期動蕩不安。
日本在昭和時期如此搖搖擺擺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激化的一元統治價值觀要逆反大正時期的多元開放，對西方文化元素轉而采取了敵對的態度，快速地走向自我封閉。環繞著天皇製、天皇信仰、天皇至高神聖性，
取消個人意誌與個人自由。
走向戰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代表集體性高峰的“國民”（こくみん）觀念。“國民”這個詞在那十幾年間含義不斷改變、不斷強化，在昭和時代的語言與文書中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和“國民”相對的，更恐怖又更切身的，是愈來愈流行的“非國民”指控。“非國民”涵括的範圍愈來愈廣，從行為到語言到思想。愈是強調“國民”的一致性，就愈是要加強對於“非國民”的批判乃至壓製、懲罰、掃蕩。
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原先可以做、習慣做的事，可能突然就被納入了“非國民”的範圍，突然就不能再做了。那不是法律上的禁製，而是從社會麵來的譴責，其範圍更廣，從公開行為到一般私生活乃至腦袋裏所想的，都在被監視控管的範圍內。
整個環境要將每一個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訓練成有效的帝國軍隊成員，走的是一條狂妄卻又艱辛的“小國崛起”道路。“小國”沒有足夠的客觀條件，人口、資源各方麵不可能具備優勢，於是必須特別強調主觀意誌的作用。十九世紀普魯士崛起，最後在普法戰爭中戰勝大國法國完成德國統一，成了“小國崛起”的典範，也成了日本最主要的模仿對象。
德國統一過程中，費希特的《對德意誌民族的演講》曾經發揮過極重要的作用，文中提出了嚴格
精神性的民族主義觀念，強調精神力量的關鍵地位，要求每個人在生活上落實這份精神性的民族成員責任。這樣的主張被移植到日本，要將軍國主義落實到每個人的日常“修身”上。
軍國主義以集體的力量，嚴格要求個人生活上的訓練、配合，產生了接近理想“武士道”的高度紀律。它強調每個生活細節上的管束，節製欲望，去除對於死亡的害怕，縮小私人自我，奉獻於公共集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