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和約
1918年11月11日，法國瓦茲省貢比涅森林。
一條鐵路旁軌上停放著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元帥專車，車廂裏正舉行著協約國和德國之間簡短的停戰協定簽字儀式，一場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再沒有那一公頃土地上落下五十噸炮彈的“凡爾登絞肉機”，以及那可怕的伊普爾毒氣了，曾經的戰場很快就會變得像車窗外這一片靜謐的貢比涅森林。德國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從內心來說並不是很勉強地就簽了字。
1919年2月6日，德國魏瑪新國立劇院。
德意誌共和國國民議會的大會從剛剛發生過共產黨起義的首都柏林遷到這裏舉行，劇院周圍仍然戒備森嚴。五天的會議選舉了社會民主黨主席艾伯特為總統，謝德曼為總理，正式產生了由會議舉辦地點而得名的“魏瑪共和國”第一屆內閣。
1919年6月28日，法國巴黎凡爾賽宮鏡廳。
這個著名的大廳又在上演具有曆史意義的一幕現實劇，在富麗堂皇的半圓形大拱頂下，在戰勝國代表的歡呼聲中，德國代表團被迫簽署了令他們感到屈辱的《凡爾賽和約》，戰敗的德意誌帝國就此給新生的魏瑪共和國深深地埋下了一個禍根。憤怒的德國民眾把一切都歸罪於新共和國，各地大大小小的騷亂、暴動不斷，繼1919年1月4日爆發了德國共產黨領導的柏林起義後，由右翼軍人領導的一場更大規模的“卡普政變”又在柏林發動了。到處是痛苦、迷茫、生活無著、心懷不滿的退伍軍人，他們來自肮髒的前線戰壕，來自被遣返的外國戰俘營，或者是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像殘忍海盜一樣的“自由軍團”士兵，他們蔑視法製，隻服從自己戰時的部隊長官；他們仇恨共和國，希望把簽訂停戰協定和《凡爾賽和約》的“11月罪犯”們吊滿柏林的每一根街燈柱。那個停戰的1918年11月在靜謐的貢比涅森林裏的埃茨貝格爾，將在另一處森林裏遭到報複，1919年他在德國西南部黑森林度假時被自由軍團“埃爾哈特旅”的一名士兵暗殺，屍體上布滿了足足十二個子彈孔。
人們現在已經不願意提起魏瑪共和國了，隻是會這樣問：戰敗的德意誌，將走向何方？
魏瑪憲法
1919年7月10日，德國慕尼黑大學。
“不！不是戰敗的德意誌，是戰敗的歐洲，甚至可以說，是戰敗的世界到底走向何方？”一個儀表端正、衣著整齊的頗有學者風度的青年教師在課堂上發出了激動的聲音，“勝利隻屬於和平，戰爭沒有贏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和全世界都可恥、可悲地戰敗了。”他的話引起了他的學生們一陣陣噓聲甚至叫罵，這些學生都是剛剛從戰場上摸爬滾打出生入死下來的軍人們。
青年教師在慕尼黑大學開始講授主要麵向退伍複員軍人們的國民教育課以來，就常常處於這種尷尬的境地。他的和平主義、世界主義觀不為人們所容，這裏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盛行的地方。他的一絲不苟、過於條分縷析的講課也使軍人們不耐煩，幸好負責辦國民教育培訓班的軍方領導人阿諾爾德·默爾少將進來替他解了圍，並把他請到了自己的臨時辦公室談話。
默爾少將直言不諱地先開了口：“我一直很想找個人來替我說服你改變某些立場，您是一位有才華的年輕人，卻把才華都浪費在一些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危險的古怪念頭上了。”話沒說上幾句，辦公室的門被打開了，一個麵色蒼白、目光銳利的青年士兵應召走進來，向默爾少將敬了個軍禮。
“讓我來介紹您們二位互相認識吧。”默爾少將站起來說，“我希望您們能夠私下好好談談，您們二位我都十分看重，我以一個老軍人的眼光堅信您們將來一樣前途遠大，而且您們都是奧地利人。這位是來自維也納大學法律學院的政治學和法學講師，弗雷德裏克·海因茨·卡爾巴赫。卡爾巴赫先生，這位是阿道夫·希特勒先生。”
教師卡爾巴赫和士兵阿道夫·希特勒握了握手，下士軍銜的希特勒是剛剛結束的上一期培訓班學員，但卡爾巴赫沒有給他們那一期培訓班上過課。默爾少將在旁邊頗有意味地注視著卡爾巴赫和希特勒初次見麵的情景，過了好一陣才慢慢說：“希特勒先生在許多次討論會上的發言都給人深刻的印象，我得說，他很大程度上就代表著我對我們國家和我們個人命運的看法，完全可以替我和卡爾巴赫先生進行討論。但在這個時刻，我突然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感覺我隻是在給一幕偉大的曆史戲劇報幕並介紹角色，現在年輕的主角都登場了，我這個配角也就該退到幕後，讓二位主角在這個壯觀的舞台上開始盡情表演吧。”
說完，這個威嚴的軍人竟有點滑稽地微微一鞠躬，拿起桌上的軍帽就走出了辦公室。
默爾少將走出去好長時間，卡爾巴赫和希特勒都隻是用同樣銳利的目光默然對視，他們都長著同樣的鋼藍色眸子，但卡爾巴赫銳利的目光後麵是淡定和沉著，希特勒銳利的目光深處隱藏著狂熱。卡爾巴赫亞麻色的頭發梳理得一絲不亂，也不留胡子；而希特勒一撮褐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齊齊，頭發則緊緊貼向額頭左邊並有點淩亂。他們年齡相仿，開口說話時都帶著同樣的奧地利口音，他們都是出生在奧地利的日耳曼族人。希特勒出生在奧地利的林茨，卡爾巴赫出生在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一條因河把他們的家鄉連接起來。
希特勒可以和其他軍人們一樣傲視卡爾巴赫，因為他胸前佩戴著一枚戰爭中獲得的一級鐵十字勳章，而卡爾巴赫戰爭期間既沒有加入德國軍隊，也沒有加入奧匈軍隊，隻是加入過著名和平主義者、政治家和曆史學家克維德教授領導的德國和平協會，又曾想法遠逃到美洲躲避服兵役，回來後還一直鼓吹反戰思想。
也許，這場景真是一台曆史大戲劇的開幕，盡管他們兩人剛剛出現在這個舞台上時，都還隻能稱為無名的小角色。
1919年7月31日，魏瑪新國立劇院。
在這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天，國民議會通過了由政治理論家、法學家普羅伊斯教授負責起草的魏瑪共和國憲法，這是一部構思嚴密的完整體現民主精神的憲法，借鑒了當時各個民主國家如美、英、法、瑞士等國的選舉製度，賦予人民創製立法權的規定也代表著在法理學上最先進的思想。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它似乎已完全指明了魏瑪共和國今後要走的道路。
1919年9月12日，慕尼黑斯特納克勃勞啤酒館。
阿道夫·希特勒穿過燈光昏暗、垃圾成堆的赫侖大街，走進這間同樣昏暗、同樣肮髒的啤酒館，在衣著破舊的人群中他也毫不起眼，1919年的慕尼黑就是這樣一種到處衰敗凋敝的景象。啤酒館裏即將舉行一場小小的政治集會，是一個叫德國工人黨的小黨組織的，希特勒一直沉悶地坐到集會快結束才發了言，把一個教授駁斥得啞口無言落荒而逃。他似乎把教授看成了不久前在慕尼黑大學和他辯論的卡爾巴赫，那次辯論他沒能占到上風，卡爾巴赫邏輯嚴密的思維方式和有條不紊的語言習慣都使他無法反駁，一些新穎深刻的見解更是他聞所未聞的，到最後他甚至有點怨恨默爾少將將他派來和這個人見麵談話，當時的那股怨氣仿佛壓到今天才得以發泄，所以他的言詞和態度都有點反常過激，但卻引起了德國工人黨主席德萊克斯勒的注意，後者邀請他加入德國工人黨。
四天後希特勒加入了這個當時還藉藉無名的小黨，這對於他本人和整個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決定。他很快就奪取了這個小黨的最高領導權，德國工人黨將由他一手發展成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以其縮寫字母的拚音“納粹”而聞名於世。
1920年1月13日，德國柏林國會大廈。
弗雷德裏克·海因茨·卡爾巴赫在這裏拜會了慕名已久的普羅伊斯教授，他還將見到大學者馬克斯·韋伯，他們都是魏瑪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在這座宏偉的具有典型意大利文藝複興鼎盛時期的大廈會議廳裏，卡爾巴赫產生了一種自己要繼承文藝複興以來人文主義傳統的浪漫幻覺，他想：如果能用現實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森嚴紀律性來發揚這一傳統，倒真是一個奇妙的結合。
卡爾巴赫是應普羅伊斯教授之邀從慕尼黑來到柏林的，而這又得力於他在維也納大學的法學老師凱爾森教授和另一個法學界名人拉德布魯赫教授的推薦，他和普羅伊斯教授見麵後很快就談到當時的熱門話題魏瑪憲法。
對凝結了自己心血的東西普羅伊斯不無自許：“我敢說這是這個時代全世界最民主的憲法，隻除了一點小小的遺憾：我們應當加強中央的權力，把普魯士和各邦都改為行省。你剛剛從那個分裂傾向最為嚴重的巴伐利亞來，對此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卡爾巴赫提出了另一個異議：“恐怕還有一點更可以稱為破壞民主的缺陷而不隻是遺憾，就是憲法第四十八條授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
普羅伊斯：“那隻是在緊急狀態下，我相信在今後遇到需要采取這種緊急措施行使這種非常權力的時候不會太多。如果議會團結，政府穩定，社會上沒有大的亂子，這一條款將永遠隻能是普遍民主中的一個特殊例外。”
卡爾巴赫心裏說：就隻怕議會不團結，政府不穩定，而現在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亂子就從沒有斷過，但他不願意一見麵就和普羅伊斯為某個問題爭執不休。教授這次邀他來是希望他參與魏瑪憲法框架下各具體的部門法律的製定，對此他樂於從命，同時也另有打算。他不想在議會中，而是想在某個大學的研究所內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者為國家立法出力，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最終研究得出的東西恐怕是和魏瑪憲法大不相同的。
剛從內務部長位置退下來不久的普羅伊斯本來還想介紹卡爾巴赫加入他也隻是個新黨員的德國民主黨，然後幫卡爾巴赫競選議員進入政界，但他還是按卡爾巴赫的意願向柏林大學作了推薦。最後，他聽到的消息是卡爾巴赫並沒有去成柏林大學，而是在柏林政治大學自己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法學研究所，取名為“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
博學多才的萊布尼茨盡管也可以稱為一個法學家，但他在曆史上更多是以一個數學家和哲學家而聞名的，他好像和法理學沒有什麼直接的聯係。卡爾巴赫後來解釋說：萊布尼茨講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是作為他設計一種不同於自然語言的通用人工語言的目的而提出來的，事實上可以看作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科學的猜想。“我們要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使所有的推理錯誤都隻成為計算的錯誤，這樣當爭論發生的時候，兩位哲學家和兩位計算家一樣，用不著辯論，隻要手裏拿起他們的鉛筆，坐到計算器前，麵對麵地說，讓我們來計算吧！”
造成這種結果的前提是有一套通用語言，可以使人類所有的社會問題包括法律問題都化為嚴格定義的邏輯命題，並建立起一個無矛盾的可靠完備的公理化係統，在這個係統內正確的命題得到表達，而錯誤的命題就可以排除。這當中沒有一絲哪怕是最微小的人為的因素，全部是自然而然的科學合理的邏輯判斷，這樣使所有的錯誤都隻成為推理錯誤，最終歸結為計算錯誤，當算出誰對誰錯之後，爭論便可平息，矛盾便可化解，人們的一切對抗甚至戰爭都可以避免了。這正是卡爾巴赫這個和平主義者曾麵對世界大戰的慘痛現實，從理性和良知上得出的根本解決方案。他將首先從法學入手，從魏瑪憲法入手，這也因為法學在社會科學中天然地具有較明顯的邏輯性。整套方案將是一項浩繁的工程，但也是一個偉大的使命和一樁光照千秋造福子孫萬代的正義事業，它將一勞永逸地結束暴力、戰爭、專製、非人道和不民主，這樣的前景想想都令卡爾巴赫激動不已，而它的第一步已經由萊布尼茨本人和其他數學家邏輯學家踏踏實實地邁出了。
萊布尼茨猜想
1920年2月24日，慕尼黑霍夫勃勞豪斯啤酒館。
能夠容納兩千人的大廳擠得滿滿當當，但有一半以上是共產黨人、獨立社會黨人等德國工人黨的反對者。那時的慕尼黑各政治團體之間不斷有街頭鬥毆和流血衝突，各黨派都成立了自己的準軍事組織，德國工人黨新成立的是“衝鋒隊”，他們剛剛用橡皮棍和鞭子對付了共產黨人的搗亂，希特勒站在還時不時砸來一隻啤酒瓶的講台上繼續慷慨陳詞。他宣布了德國工人黨的二十五條綱領。
綱領要求建立一個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內的大德意誌國家，廢除《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向外擴張，限製、取消猶太人的公民權利，用獨裁統治代替現在的民主共和政體，以及一些意在拉攏各階層人士但後來根本沒有得到實施的主張。在當時，僅僅是這些目標的遠大和希特勒的雄辯，就使聽眾掌聲雷動、歡呼四起，後來成為納粹骨幹的年輕的大學生漢斯·弗蘭克因此也喪失了他所學法律專業應具有的清醒和冷靜，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帶著宗教狂熱的預感：“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國的命運，這個人就是希特勒。”
1922年6月19日，柏林政治大學。
還有人試圖在另一個方向上掌握德國的命運，這個方向是由弗蘭克所背叛的代表法律的正義女神忒彌斯之手來指引的。
卡爾巴赫的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在短時間內就擴大了，隨著許多誌同道合的有識之士紛紛加入，解決“萊布尼茨猜想”的初步方案或者說“證明大綱”拿了出來，由卡爾巴赫在今天向大家正式宣布並準備發表。這差不多就是將魏瑪憲法向民法、刑法等部門法細化並加以公理化，消除其內在的邏輯矛盾和歧義性後，如憲法第四十八條就得到了修改。經過公理化手段，整個國家龐雜的法律體係都可以歸結到少數一些類似幾何學的有獨立性的公理上，或者說可以由這些公理證明出來，而這些“法律公理”不能再由其它什麼來證明，隻能進行全民投票來決定是否成立，這其實就是賦予了全民最根本最徹底的創製立法權和複決權，卡爾巴赫認為這比魏瑪憲法規定的有限的創製立法權重要，也比總統和議會雙民選重要。因為選舉出來的人可能是貌似好人的壞人，或者會在將來某一天變壞，而選舉出來的好製度對投票選舉它的大多數人來說永遠是好製度，除非將來有一天更多的人又重新投票否決了它。卡爾巴赫這一思想受到他在維也納大學的老師凱爾森影響，更早的時候是由於法國數學家彭加勒的“約定論”和孔多塞將數學運用於政治學的啟迪，當然最早的源頭，還是來自洛克和盧梭。
在“證明大綱”思路下，全麵解決“萊布尼茨猜想”差不多就是一個技術活，但要使全德國人直至下一步全世界人都接受它，卡爾巴赫就得首先將他的這場革命從書桌、講壇帶到工廠、農村，帶到千家萬戶，這一切顯然都離不開國家權力的支持，他不得不重新考慮是否從政的問題。
1923年9月2日，德國紐倫堡市中心廣場。
足有二十萬人的遊行隊伍沿佩格尼茨河一路延伸到這裏，聲勢浩大的紀念普法戰爭色當戰役勝利五十三周年的大會正在舉行，這是南德民族主義勢力聯合向因為賠款問題進占德國工業心髒魯爾區的法國、比利時示威，法國、比利時的這一軍事行動被認為加劇了德國正麵臨的一次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
“國家已經成了最大的騙子和惡棍，這是個強盜的國家……我們不能再聽命於一個建築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麵的國家了，我們需要獨裁！”在怒吼著的希特勒心中，柏林政府比法國人更要為通貨膨脹負責。這次大會上的民族主義各黨派聯盟公開聲明了他們其實早就在努力實現的目標：推翻柏林政府。希特勒尤其受墨索裏尼已經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鼓舞，他的身穿褐衫的衝鋒隊“褐衫黨”將像墨索裏尼的法西斯“黑衫黨”一樣“向柏林進軍”，他要比墨索裏尼更徹底地用“信仰、服從、戰鬥”代替“自由、平等、博愛”。他說的獨裁者就是他自己，盡管現在他還隻能作為一個配角站在威名赫赫的埃裏希·魯登道夫將軍身邊，接受群眾揮舞示意的手絹和投擲來的鮮花，但他似乎已經相信總有一天他的名字會被用來重新命名這個廣場，也許，還要被用來重新命名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
廣場上傳來的國歌聲更加莊嚴和激昂了：
“從馬斯到梅梅爾，
從埃森到貝爾特，
德意誌，德意誌，高於一切。”
1923年10月17日，柏林大學。
卡爾巴赫的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在柏林大學一直沒有取得他所希望的影響，反而是在科隆大學和漢堡大學這樣新成立不久的大學裏支持者眾多，所以他很看重今天在柏林大學的演講。另外出席這一次演講會的還有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他要當場回答他們就“萊布尼茨猜想”提出的問題。
演講完後第一個問題是由長期反對卡爾巴赫觀點的法學家卡爾·施密特提出來的：“請問卡爾巴赫先生，您認為一切複雜的個人和社會行為都可以用無歧義的通用語言完整表述出來，在一個公理化的自洽的係統中得到對與錯的判定，最終抹掉人與人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和由此造成的敵對關係，但您考慮過這件事的難度嗎？”
卡爾巴赫：“我當然不敢否認這件事的難度，但是，您會看到這是完全值得的。我們由少數邏輯公理通過添加各種具體內容的特指公理，演繹出我們能夠想得到的所有法律條文、道德規範，甚至每個企業的內部章程直到乘坐電車的乘客守則，這樣，即使最終成文的結果多到柏林大學的圖書館也容納不下，當兩個人對某一問題有了爭議，他們還是可以方便地檢索出他們觀點所依賴的相應公理係統的定理，判斷出自己觀點的對與錯。假如被判定為錯的一方不服，他可以循著邏輯證明的脈絡一直回溯到最初的少數公理，找出據以判定他為錯的那條公理來提請全民公決，看能不能推翻它。這裏沒有惡意欺詐、強權壓迫和暴力威脅的半點容身之地，完全是知識和邏輯的力量在起作用，我們目前工作的難度也就是為了最終減少公民行使這種直接民主權利的難度。”
接著卡爾巴赫在回答後麵的提問時就表明了自己有意從政，打算以無黨派獨立人士身份競選普魯士邦議員和國會議員，這方麵他得到了已經擔任司法部長的拉德布魯赫教授幫助。卡爾巴赫從政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倡導推行長期的“新國民教育”，講到這個詞的時候他腦中閃現了一下慕尼黑大學那個主要麵對士兵的短期國民教育班的情景。他的新國民教育班不但要麵對德國所有成年人，還要從中小學開始辦起。現在改革中小學教育的任務已不再僅僅是搞“非宗教化”，更重要的是推行法理學的啟蒙教育，證明萊布尼茨猜想的公理化邏輯方法應該像歐幾裏得幾何一樣成為課程早早進入德國中小學的教材。
卡爾巴赫出色地回答了一個個提問後贏得了熱烈掌聲，他沒有針對時局艱難提出任何應急的處方，但是，幾乎所有人現在已經清楚：他的公理化直接民主才是根治一切社會痼疾的良藥。掌聲中還有曆史學家邁內克教授的最後一個問題提了出來：
“卡爾巴赫先生，您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您為什麼不選擇有長期的自由民主傳統的國家去實現您的理想呢——比如美國和英國？難道您相信這個俾斯麥用鐵與血統一的國家有比傳統民主國家更便利的達到您目標的條件嗎？”
卡爾巴赫有點動情地回答：“是的，我完全相信是這樣。我是日耳曼民族中的一員，我知道我們民族有長期專製的曆史，我知道我們民族心理有更強烈的屈服權威、崇尚武力的一麵，但我更相信我們民族的理性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因為我們有過萊布尼茨和高斯，誕生過康德和歌德、巴赫和貝多芬，當然還有偉大的馬丁·路德——如果他不反猶的話就更偉大了，同樣我們應該放棄民族和種族的狹隘觀念以國家的名義驕傲地舉出卡爾·馬克思。我們民族個性的講求紀律秩序恰好符合嚴謹的、刻板的甚至有點書呆子氣的公理化思維方法，在認準一個道理後，我真不敢說自由散漫的美國人或者一個熱情奔放的拉丁民族會比我們死板的德國人實踐得更徹底。現在一場自然科學的革命正在德國興起，我的朋友賴辛巴赫先生曾對我說證明萊布尼茨猜想是政治學和法學中的‘希爾伯特規劃’，這個說法得到了希爾伯特先生本人的認同。我有理由認為在政治學和法學領域中會出現同樣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個民族取得成功，但它最終的勝利隻依賴於整個人類社會的理智與文明。我出生於奧地利，現在是德國人，我至今信奉的是席勒說過的話：‘我早就丟掉了祖國，以便拿它換取全世界’。”
啤酒館政變
1923年11月8日，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
啤酒館外麵已經被武裝的衝鋒隊包圍起來，門口架起了機關槍。在坐滿了巴伐利亞邦政府高官的啤酒館裏，希特勒跳上一張桌子向天花板開了一槍，宣布納粹黨發動的全國革命開始。
魯登道夫將軍隨後趕來勸說邦政府長官馮·卡爾等人參加這場政變。盡管經過策劃，這場政變看起來還是像可笑的鬧劇。當馮·卡爾等人在槍口下勉強答應合作後，希特勒又興奮地發表了一通演講，他似乎已經成功地把在場的大多數人爭取過來了。演講結束後，人們熱淚盈眶，啤酒館大廳裏回蕩著經久不息的悲喜交加的高呼：“德國啊！德國，你已經重生。”
僅僅過了一天，這場暴動就被邦警察、國防軍和設法脫身的馮·卡爾等人鎮壓了，十四名納粹分子在第二天的遊行中被警察開槍打死，希特勒受傷逃走，一度想自殺。兩天後他被逮捕，關進了慕尼黑西麵的蘭茨貝格要塞監獄，納粹運動似乎就這樣以失敗而收場了，但很快就有一道命令在納粹殘餘分子中秘密傳達：“民族革命的第一階段已告結束……我們敬愛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為德國流了血……我愛國之戰鬥同盟……已經團結起來，民族革命的第二階段開始了。”
1924年8月23日，柏林國會大廈。
新任國會議員卡爾巴赫在一間會議廳裏發表講話，總結了由他提議的在全德開展的新國民教育運動初步成果，新國民教育運動是實現直接民主或者說“全民參議”的必要前提：“全民參議不是全民參政，社會有分工，隻能是一小部分人當政治家和公務員，但沒有理由認為隻能是一部分人當參議員和眾議員。也許某一天我們在座諸位都可以合並組成一個參議院或上議院，但眾議院或下議院的成員——就必定是全國所有有投票選舉權的公民。”
這時曾參與魏瑪立憲會議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普魯士邦總理奧托·布勞恩站起來親自質疑卡爾巴赫的設想：“我們人民中間不缺政治狂熱分子，這種人往往能夠煽動、迷惑其他人盲從他的偏激的觀點。另外恐怕您也不得不承認還有相當多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哪怕經過您的‘新國民教育’還是會不自覺地放棄自己的權利，從而使您的全民參議還原成代議製，直接民主又蛻變成間接民主。這又該怎麼辦？”
卡爾巴赫：“這就是新國民教育運動要深入進行解決的問題，我們首先使人獲得必要的法律知識，變得獨立自主，才不容易受到蒙蔽。另外，喚起更多人政治意識的覺醒也是為了防止您說的那些偏激觀點得以流行，甚至提請表決成為一個動議一條法律，因為對某一種看法某一個動議進行表決的人越多，結果就會越趨向於公平合理，真正的全民參議下任何極端的法案都不會出台，就像您不能把高斯分布的鍾形曲線變成馬鞍形。在自然科學方麵，真理也許會在少數人手裏，但在政治學和法學上，真理永遠在多數人手裏，這是一條堅硬如克虜伯的鋼的社會科學鐵律！”
卡爾巴赫還舉了一個近期的例子說明全民參議的另一層意義：“2月26日在慕尼黑開始的那場關於魯登道夫將軍和一個叫希特勒的下士的叛國罪審判——後者我曾見過一麵，無疑是縱容了罪犯和嘲笑了法律。那場啤酒館政變中魯登道夫將軍決不是沒有責任，但卻無罪釋放。希特勒被判有罪，卻沒有按刑法第八十一條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刑期隻有五年並且半年後就可申請假釋。是什麼原因使得慕尼黑的法官這樣無視共和國的法律？我們的法律還缺少一種經過全民公決這一程序後樹立起的權威，我不敢保證經過這一程序後慕尼黑的那些法官就會嚴格執法，但如果有多數慕尼黑人或巴伐利亞人像親手簽訂一個商業合同一樣出於自己真實意願表決通過了一個法律，我相信他們就會像反對任何一方無理撕毀合同一樣反對任何踐踏這個法律的行為。我還可以舉一個更大範圍內的例子：希特勒曾以廢除《凡爾賽和約》廣為號召，我也不讚同《凡爾賽和約》，但不是因為所謂苛刻的條款，而是因為它沒有經過這一公決投票程序。也許您會問它由誰公決？由法國人？那麼肯定通過；由德國人？我們決不接受，這仍然不能改變什麼。不！法國人和協約國人民當中一定還有不讚成這個和約的，就如同德國人當中也有讚成和約的一樣，沒有經過表決計票，和約在這個意義上才是強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