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最後還想說的是，假如所有國與國的爭端都能采取這種解決方法：首先盡量找出共同點，然後把剩下非得斷出個真假黑白不可的問題交由有關國家的人民進行公決，占少數的人無論多麼不情願都能顧全大局地接受多數人的意見，相信我前麵說的高斯分布、科學鐵律和公正無私的上帝總會使更合理的結果產生在多數人一方，那麼，戰爭和《凡爾賽和約》本來都不會存在了。”
1924年12月20日，德國巴伐利亞邦蘭茨貝格要塞監獄。
“絕不能實行多數決定的製度，隻能由負責的人作決定……這一原則是絕對責任與絕對權威的無條件結合，它將會逐漸培養出一批在今天這種不負責任的議會製度時代中根本不能想像的領袖人才。”
“強者必須統治弱者，不能與弱者混雜。”
“絕不相信種族的平等，而是根據種族的不同，承認各種不同種族的價值有高有低。”
“隻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
“納粹運動必須消除我國人口與我國土地之間不成比例的關係。”
“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
“人類在永恒的鬥爭中壯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隻會滅亡。”
這一個個瘋狂的念頭有些已經由希特勒口述給他的忠實信徒赫斯記了下來，有些還在他大腦中尚未成形，他帶著它們在這一天走出蘭茨貝格要塞監獄，結束了一年多的鐵窗生涯，它們在今後將被寫成兩卷本的《我的奮鬥》。此外希特勒還帶走了一個用合法方式漸進奪取政權的策略上的新思考。接他出獄的汽車經過監獄的古堡大門時，希特勒下車拍了一張照片留念：他顯得沉著而堅定，同時目露凶光，左手痙攣地握緊了拳頭。
1926年7月9日，柏林法魯士大廳。
這一天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幾年來繼“新國民教育運動”之後又興起了常常冠以卡爾巴赫名字的“泛公理化運動”，通過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在各地舉辦學校和培訓班，已經形成了好幾批運動的骨幹力量，並成功地使卡爾巴赫把整個法律體係公理化的思想深入人心，連小學生都能像熟悉加減乘除法一樣張口就說出萊布尼茨猜想的基本知識。今天，經過廣泛征求民意，反複增訂修改，一部兼收並蓄、體大慮周的《卡爾巴赫公理化法》完整出台了。卡爾巴赫借參加共產黨在法魯士大廳舉行集會的時機，在德共領導人台爾曼陪同下，首次向工人們也向全社會宣布了這個消息。
“我要感謝在座的諸位，幾年來，是您們在遍布各地的工人俱樂部裏熱烈地討論它，您們在您們的馬克思主義學校裏無私地講授它、宣傳它，公理化法的每一條每一款其實都是您們自己製定的，反映了您們的利益和要求。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要感謝已故的普羅伊斯教授，我要感謝拉德布魯赫教授。還有我過去的老師和同事凱爾森教授，他的‘純粹法學’理論比較早地啟發了我。我還要感謝尊敬的希爾伯特教授，我的朋友賴辛巴赫、卡爾納普，波蘭的盧卡西維茨、塔斯基，他們對我的無私幫助奠定了公理化法堅實的邏輯基礎。如果可以，我願意把新法中我個人工作的一部分敬獻給以上這些人。”
熱烈的掌聲中，卡爾巴赫繼續說：“即使公理化法已經毫無遺漏地包括了我們所能想到的任何一個人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並且在下一步的全民公決中得到通過，我也不能說就這樣證明了萊布尼茨猜想。萊布尼茨猜想歸根結蒂是要由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來證明的，因為我實在也無法排除下麵這種情況：兩個發生爭論的人拿起他們的鉛筆，坐到計算器前，在他們都共同承認的公理化法中找到了針對他們問題的具體條款，經過計算得出了其中一個人是錯誤的，但這個人為了他的私利仍然要拒絕接受判定結果，而且跳起來說咱們還是打一架吧。這種時候再偉大再完善的公理化法和相應的判定對錯程序又有什麼用呢？我隻能說：有了公理化法總比沒有好，因為沒有公理化法，一個人要不講理他照樣不講理。公理化法畢竟把一般法律中模糊零散不容易看清的邏輯聯係揭示出來了，使任何人的橫蠻行為都無法披上一層狡辯的外衣。對這種行為任何時候也隻有通過強製措施來阻止，這些強製措施同樣要預先包括在公理化法中得到大家認可，靠大家執行。並且我相信以上所說終歸是少數情況，不能因此就懷疑公理化法的現實可行性。”
當天《卡爾巴赫公理化法》就經過官方批準，以專刊形式向全德國連續發布。在未通過全民投票公決之前它都是一個草案，它還可以獲得各方麵反饋的意見隨時修訂，也許，還要接受一些未曾預料到的挑剔責難，以及不理解或不屑一顧，但重大的一步終於邁出去了。當天夜裏，柏林人就可以在菩提樹下大街或弗雷德裏克大街這樣繁華的地方，一邊吃著街邊小店出售的熱氣騰騰的芥末紅腸，一邊瀏覽官方免費散發的第一期專刊，至於全文也可以隨時到柏林大學、柏林政治大學以及其它官方規定的專門地點一次性拿到手。由於使用了一套符號化的人工語言，把自然語言表述的具體法律內容“翻譯”過來，確定出一個個初始概念和邏輯聯結詞，再用初始概念定義導出概念，用各種概念和邏輯聯結詞寫出公理，由公理證明出定理，最後形成的整個係統高度概括而簡明，所以全文也並沒有像卡爾巴赫原來想的那樣連柏林大學圖書館也裝不下。
在以後的歲月裏，有關公理化法的各種評論就從沒有停過，有人說它是卡爾巴赫“用人為法逼近自然法”的不限於民法範圍的征服性《拿破侖法典》——《拿破侖—卡爾巴赫法典》，有人戲稱這是一部公理化的第十五版《布洛克豪斯大百科全書》——因為它幾乎無所不包。還有一條評論是著名記者馮·奧西茨基發表在《世界論壇》周刊上的：“它像是一部結構宏偉的全民參與創作的不朽史詩在莊嚴地展現，它那從一個個初始概念定義一個個導出概念，從一條條公理推導出一條條定理的環環相接絲絲入扣的既自足又開放的龐大縝密體係，像一支世界通用人工符號和標準高地德語混合組成的文字大軍，威武地通過人類最高級智慧的檢閱台。它窮盡了社會過去與未來發展的一切可能性，代表著自意大利文藝複興以來最廣博深刻的以人為本的思想解放運動，其重要意義超過了英國立憲、美國開國、法國大革命，更別說德國魏瑪共和了。它是伊甸園中分別善惡樹上結出的最甘甜的果實，又是上帝辯明真假的末日審判書。它是社會科學中的相對論和量子論。”
“公理黨”
1929年6月12日，柏林民族俱樂部。
德國民族黨領袖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在向他的民族俱樂部成員介紹希特勒的時候，用的是“民族英雄”這個詞。胡根貝格打算和納粹黨合作反對美國人提出的新賠款計劃《揚格計劃》，根據魏瑪憲法規定，他們在獲得百分之十選民同意後把一項徹底取消賠款的《反對奴役德國人民法》草案提交國會，遭否決後進行全民公決，也沒有通過。狡猾的希特勒卻已經借助胡根貝格手裏掌握的輿論工具為納粹黨大造了一番聲勢。
但這時候占據媒體主要位置的還是卡爾巴赫的“泛公理化運動”和那部洋洋灑灑蔚為大觀的《公理化法》。胡根貝格曾就此問過希特勒的看法，希特勒當時不置可否，後來許多人認為他講過的一句話就是對卡爾巴赫的評價：“受教育過度的人，充塞著知識和才華，卻沒有任何健全的直覺。”對於很快就要舉行公民投票的《公理化法》，他私下看作是一種現代派先鋒派的政治和法律“藝術”，誰都知道他對這些時尚藝術的深惡痛絕。
二十年代中後期就是這些藝術發展的黃金歲月，也是泛公理化運動的高潮和納粹運動的低潮。這一時期德國經濟複蘇、貨幣穩定，法國人撤出了魯爾區，德國也加入了國際聯盟，並與其它各大國平等地簽署了聲明永遠放棄戰爭的《凱洛格—布萊恩公約》，這一片光明的前景直到1929年10月24日才被陰影籠罩，美國紐約華爾街股票暴跌，整個交易市場崩潰了。
1930年4月15日，德國科隆大學。
卡爾巴赫是帶傷走上講台的，在科隆大學外他遭到當地一群納粹衝鋒隊暴徒襲擊，到醫院草草包紮後，他仍然履約來給科隆大學的學生們親自講一堂“新國民教育課”。這裏的學生們對他的公理化法很熱情，科隆大學還是首次將他的“泛公理化”涉及的綜合知識列為一門獨立學科“公理學”的地方。課堂上，他應學生要求詳細地作了一係列演算，比如定理第5371號是怎樣從公理第68號推導出來的。公理化法的每一條款都要和一條相應的有編號的公理或定理聯係起來，至於演算和推導規則，卡爾巴赫說：“除了許多新規則外，也少不了亞裏士多德三段論，古老、實用而準確無誤的東西。”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從一個少量元素的公理集出發，由邏輯關係自然地得到無限的定理集，這樣人們可以隻對較小的有限的公理集進行投票，從而確定整部公理化法。卡爾巴赫說：“我們可以一次又一次選舉總統和國會，但再也不必要就某個單獨的法案投票——比如1926年提出的征用王室產業，去年的所謂《反對奴役德國人民法》，因為這些法案的成立與否都可以邏輯地從公理化法中推導出來。公理化的政策法案漏洞越少，給人任意曲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權力很難被濫用。最終還會減少對總統和國會的投票次數，全麵節約選舉成本，避免這些年來讓我們吃盡苦頭的國會的爭吵不休和政府的軟弱無力。”
另外重要的一點卡爾巴赫沒有說，它還有助於解決席卷全球的由美國紐約華爾街股市崩潰引發的經濟大蕭條——這才是迫在眉睫的危機和最大的現實困境。卡爾巴赫已經覺察到蕭條和危機的根源還是一個信用問題，公理化法就是重建一個包括經濟信用在內的全麵信用體係，而現在德國深陷貧困的失業大軍根本不相信政府的信用，也不相信他們每個人之間的信用，他們在尋求某個天才的領導和超人的拯救。事情變得比1923年通貨膨脹時期更糟糕了，這個“天才”或“超人”的輪廓也開始在卡爾巴赫心中一點點清晰起來，他不自覺地摸了摸頭上仍在滲血的傷口。
1930年10月13日，柏林國會大廈。
一百零七名身著統一褐衫的納粹黨徒，在赫爾曼·戈林帶領下，整齊地列隊進入國會，參加9月份選出來的新國會開幕式。這次選舉中納粹黨獲得的國會議席僅次於社會民主黨，從一個在眾多黨派中居於末位的地方小黨一躍成為全國性的第二大黨，希特勒向合法奪取政權的目標又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勝利使納粹議員們得意忘形，點名時他們都高聲答應：“到。嗨！希特勒。”反對派發言時他們全部轉過身去背對發言人坐著，以示輕蔑。而在外麵的街頭，衝鋒隊更加肆無忌憚地挑起事端，並開始搗毀猶太人商店。
1931年7月28日，德國漢堡大學。
經濟大蕭條使全民公決《公理化法》的日期被推遲了，卡爾巴赫仍然來到漢堡大學參加一個小型而隆重的授獎儀式，向全國選出的第一批二百四十名優秀“分析員”授獎。這些分析員是在泛公理化運動中作出貢獻的佼佼者，都是由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開辦的一係列“分析員學校”培訓出來的。分析員的主要任務就是到全國各地直接麵對大眾作普及性的《公理化法》解釋、分析，還要進行辯論，這是和納粹黨的演講員學校培訓出的演講員對著幹。因為和演講員自上而下的宣傳、鼓動、強行灌輸相反，分析員的分析需要坐下來平等交流，各抒己見，以理服人，求同存異，最終達成共識或至少是諒解。
就在授獎儀式上，卡爾巴赫首次公開指出了納粹黨才是共和國最危險的敵人。他呼籲國會議員們摒棄黨派之見，和他的追隨者、勃魯寧現政府甚至還有納粹黨中的左派施特拉塞兄弟等人聯合起來，組成反希特勒的陣線：“如果我的預見不錯的話，納粹在成為國會第二大黨之後還將成為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執政已經是現實的威脅。但我們不能用納粹方式來反對納粹，我們不能用馬基雅弗利的權術來實現崇高的萊布尼茨的理想，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還在於推動公理化法通過全民公決成為有約束力的製度。”說這話之前卡爾巴赫已經明確表示：不讚同他的支持者接觸慣於幕後操縱政治的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施萊徹爾將軍，以謀求借助軍隊的力量阻止納粹上台，因為軍隊必須保持不幹政的傳統。卡爾巴赫還拒絕了他的追隨者們提出的組建一個以他為黨魁的政黨的要求，他寧願一直以獨立人士身份參與政治角逐。德國各地已經有幾個在泛公理化運動中產生的“公理黨”，卡爾巴赫就連作他們名義上的領袖也不肯，他說泛公理化運動和整部公理化法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超然黨爭之上的“超黨派政府”，甚至黨派政治完全消亡的“無黨派政府”，那時候剩下的就是一種“純公務員製”。
隻有一個手段是卡爾巴赫完全借用了希特勒的，當天晚上一輛“霍爾茨”牌轎車緊緊跟著卡爾巴赫乘坐的“梅塞德斯”牌轎車，眼看就要從後麵撞上來時，卡爾巴赫的司機一下子打開車燈，兩道雪亮的燈光從車尾照射到“霍爾茨”牌轎車的車窗上，“霍爾茨”裏麵的人眼花繚亂緊急刹車，“梅塞德斯”乘機脫身而去。原來為防納粹暴徒追蹤，卡爾巴赫把車大燈裝到了車尾，這一手就是早年“自由軍團”暗殺時期希特勒對付政敵用過的。
我是民主的死敵
1932年3月13日，慕尼黑布裏納爾大街納粹黨總部“褐色大廈”。
剛一聽到首輪總統選舉失利的消息後，希特勒就率眾從加勒利大街的赫克餐館匆匆趕回布裏納爾大街的“褐色大廈”，口述聲明準備領導第二輪選舉。現任總統興登堡任期屆滿，按憲法規定要舉行新總統的大選。自從2月22日戈培爾宣布希特勒正式參加總統競選以來，納粹黨在短短時間內打了一場漂亮的“標語和旗幟”宣傳戰，動用了高音喇叭、錄音唱片、廣播、電影等一切先進的宣傳工具，初選結果仍然表明希特勒的聲望和實力都不足以對抗競選連任的“老頭子”興登堡。第二輪選舉之前，希特勒又製定了一個更先進的競選方案，包了漢莎航空公司的一架容克型飛機在各個城市進行“飛行競選”。德國這幾年的選舉實在太頻繁，國會的大選，總統的大選，還有各邦的選舉，加上卡爾巴赫的《公理化法》的全民公決，已經成了一個國會、總統、公理化法三重民選的龐大機製和複雜局麵。希特勒帶著既不安又隱隱有所期待的心情等著第二輪選舉也就是終選的結果。
1932年12月5日，柏林體育館。
希特勒終選敗給了興登堡，但納粹已經成功地顯示了自己可怕的力量，並且在接下來的國會選舉中如卡爾巴赫所言成了國會第一大黨。希特勒當不上總統——也非總理不當。興登堡還不打算把總理權力交給這個曾大膽與他對壘競選又令他鄙視的“波希米亞下士”，希特勒也決不打算去當一個隻會“舔舔印有興登堡頭像的郵票背麵”的郵政部長。
繼勃魯寧之後的兩任總理是巴本和施萊徹爾，這兩個人似乎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卡爾巴赫泛公理化運動的人，好在卡爾巴赫已經趕在勃魯寧辭職前得到一個明確的全民公決《公理化法》的日期：1932年12月20日。在此之前除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外，還搞了個全國性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於12月5日在柏林體育館公布。這裏曾是希特勒命令戈培爾宣布他競選總統的地方，而《公理化法》的支持率決不會像總統競選中支持興登堡那樣的相對多數和微弱絕對多數，它將是壓倒性的絕對多數。令人鼓舞的調查結果出來後，卡爾巴赫被請到體育館發表講話。
“我一直在誠心誠意邀請希特勒先生親自和我坐下來進行討論，但就像這一次一樣他還是拒絕了。他隻派出他的代表赫斯先生、戈培爾博士、他們黨的理論家羅森堡先生和我見過麵，結果就如大家知道的那樣，他們的觀點都已經由《公理化法》一條條駁倒了。他們有兩句廣為人知的口號，一句是‘覺醒吧！德意誌’，以公理化的眼光來看這不是一個值得爭辯的係統內的命題；另一句是‘讓猶太人滅亡’，每個人都是也僅僅隻能是因為犯了錯而遭受懲罰——且不談他做了好事還應該得到獎賞，除此外我不明白比如猶太人——或者吉普賽人、斯拉夫人這些概念中包含的初生嬰兒有什麼罪？在邏輯上納粹主義簡直不值一駁，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相信它？我很痛心，大蕭條讓納粹能利用人們仇恨政府、遷怒一切的心理，而議會的分裂渙散、官員的貪汙腐敗、軍隊的享有特權、容克地主和工業大亨用金錢收買政治代理人又幫了他們不少忙。在此之前我們還錯過了兩次結束納粹運動的絕好時機，一次是他們的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另一次就是大蕭條之前的相對繁榮時期。今天又有第三次機會降臨到我們麵前——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希特勒競選總統失敗；他們雖然是國會第一大黨，但沒有取得絕對多數，興登堡總統是不會授權他們單獨組閣的；衝鋒隊的暴力搗亂越來越不得人心；納粹黨內部也一直存在著分裂。我們不能再錯過這次機會了！我們不能再讓某個人自認為是對整個國家的恩賜，自認為可以把人民當成容易輕信的女人一樣來蓄意欺騙。希特勒先生、戈培爾博士先生，他們可以把他們的謊言重複一千遍當成是真理，他們可以踐踏別人的權利，但在未來的《公理化法》全民公決投票中，他們仍然可以有自己的一份權利，就是與別人一樣的既不多也不少的一票。”
盡管卡爾巴赫一直要求和希特勒當眾辯論，一直在心平氣和地講道理，體育館內的數萬名聽眾在這一刻還是清楚地意識到：泛公理化運動和納粹運動事關生死存亡的最殘酷無情的政治決鬥已經開始了。
1933年1月30日，柏林威廉大街德國總理府。
德國的命運、希特勒的命運，在1932年剩下的幾個月裏有過多次大起大落的戲劇性轉折。納粹分子利用策略不斷地提出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要求增加公理化法的公理，讓卡爾巴赫分子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證明這些問題已經包含在現有的公理集和定理集中，這樣成功地拖延了原定12月20日舉行的全民公決，以使希特勒能夠搶先上台掌握主動權。在這一年年底盡管也經曆了一次傷筋動骨的內部分裂——納粹黨核心人物之一、政治部首腦格利戈爾·施特拉塞辭職不幹了，逼得希特勒又聲言要自殺，但在和巴本、施萊徹爾等人反反複複的權力鬥爭中，在像卡爾巴赫、台爾曼以及已經有所醒悟的魯登道夫這些人強烈的反對聲中，在柏林有可能發生政變、兵變甚至爆發全國內戰的流言聲中，在政治風雲變幻的一個又一個陰謀當中，希特勒終於勝出了，於1933年月1月30日這一天在總理府向興登堡宣誓就任總理。
宣誓一結束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回到凱撒霍夫飯店納粹黨總部，回到多年來和他一起奮鬥的同誌們中間。他的眼裏滿含熱淚，和大家無言相對。當天晚上，納粹衝鋒隊員在街頭舉行盛大的火炬遊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響徹勃蘭登堡凱旋門上空，希特勒站在總理府窗前向下麵的人群不停地致以納粹式的直臂禮。魏瑪共和國的末日就要到了，泛公理化運動建立全民參議直接民主製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希特勒說過：“我是民主的死敵。”
1933年2月10日，柏林威廉大街德國總統府。
這是一次卡爾巴赫期待已久的秘密謁見總統，雖然他早已不止一次麵對高大、威嚴的“鐵人”興登堡。卡爾巴赫沒有再表示反對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和隨後解散國會的意見，他隻是說：如果能盡快舉行《公理化法》的全民公決並在投票後得到有保障的實施，誰當總理誰當議員都無所謂，就是霍亨佐倫王室複辟都可以，完善的《公理化法》不會有一點空子讓任何獨裁者可鑽。它好比君主立憲製中由全民直接立憲，又要由全民複決，並有權選舉、罷免行政司法官員，這種直接民主監督下就算有一個強權的愷撒也不為大害。這話打動了至死都是個君主主義者的興登堡總統，他沒有聽懂卡爾巴赫真正的意思，隻是認為《公理化法》限製了希特勒的野心，並有望擺脫魏瑪憲法強加給他的不斷使用總統應急權力的義務，結束國會的四分五裂和政府的頻繁更替。他說：
“梅斯納（總統國務秘書）給我解釋過您的公理化法，但請原諒我年老糊塗，我一直沒有把它全部弄明白，它的內容也太多了。有一點我倒很感興趣：國會黨派眾多，一直形不成一個有效的多數，幾任總理都向我保證過要爭取到多數議員的支持——卡爾巴赫先生，我可以坦率地說，如果您能爭取到這個多數我也會任命您當總理的。您的公理化法據說解決了這個麻煩，它是怎樣做到的？”
卡爾巴赫：“其實很簡單，國會議員既然代表全國的選民，他們形不成一個有效多數那就把議題再交還給全國選民作決定。另外，公理化法把所有複雜的議題都歸結到可以用‘是’或‘否’回答，這樣全國選民再形不成一個有效或絕對多數就該沒什麼怨言了，那就按相對多數的意見辦。至於出現回答‘是’或‘否’的人一樣多這種情況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幾乎可以不必考慮。這裏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個用語言表述出的議題或方案不像人數是量子化的，或者像最小輔幣單位一樣不可分割，它可以用概念劃分和加否定號的方式不斷拆解下去，這樣最終總能得出一個明確的結果，還能避免孔多塞的所謂‘投票佯謬’。總而言之，如果《公理化法》通過了，希特勒總理要麼忠實地執行它，要麼違反它而被彈劾直至全民投票罷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興登堡：“您的想法很好，但我還是懷疑太理想化了。據說您還不滿足於隻在德國試驗它，您要在德國做成一個成功的範例後推廣到全世界，那時候內戰和國際戰爭都不會有了，我們這些職業軍人都該失業了。不過也好吧，德國有過這麼多次選舉，選民都投了這麼多次票，我看再給您的《公理化法》投一次票也沒什麼。我支持您提出來的3月5日新國會選舉後就進行《公理化法》的全民公決。到那時候我也會像您所願意看見的一樣，到投票站投上我自己的一票，而不對它施加什麼額外的影響。”
得到老總統承諾後卡爾巴赫完全放心了，希特勒雖然已經上台，但卡爾巴赫在這場較量中並沒有落在下風。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天主教中央黨一直支持泛公理化運動，內閣中納粹黨員隻有三名，其他成員如巴本和胡根貝格等並不都和他們一條心，加上老總統，卡爾巴赫相信納粹分子再也無法拖延阻撓《公理化法》的投票表決了。投票將要分兩次投，3月10日第一次投票是程序性的，《公理化法》一切由定義、公理嚴格演繹出來，不能出現一個沒有定義的概念和公理，不能出現一個沒有證明的定理，哪怕再明白無誤顯而易見的東西都要先經過一道認可的程序，這也是所謂“萊布尼茨充足理由律”要求的。顯然可以想像：某個人認為他的觀點正確，那麼，他就要舉出他觀點是依據哪一條理由得出來的，這一條理由又是依據什麼更深的理由得出來的，這樣層層遞推，最後回溯到一開始的那一條理由，就是“最充足理由”。在最充足理由之上再也沒有可以依據的理由了，又怎麼認定它是正確的？這時候隻有舉行全民投票公決，但全民公決也很不可能出現一致認為正確或錯誤的意見，如果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是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還是以少數人的意見為準？這似乎是不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公理化法的嚴格性還是要求對這一問題也得通過投票表決，使公理化法的所有定理集都依據公理集成立，而所有公理集的成立又依賴於先通過一個少數服從多數或多數服從少數的原則，這一原則才是公理化法能在邏輯上牢牢站住腳的真正的最充足理由。當它得到通過後再於4月25日舉行實體性的《公理化法》的投票，所謂程序先於實體，沒有程序的公正就沒有實體的公正，這也是法理學的常識。實體性的投票結果也沒什麼懸念可言，在離開總統府之前卡爾巴赫向興登堡一再保證：“已經進行的幾次民意調查和測驗都得出了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率，《公理化法》獲得通過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