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時候，曹操卻表現出了對這個有名無實的小皇帝的極大尊重。他向獻帝進獻食品和器物，比如有一次就獻了縫帳2頂，絲線10斤，山陽郡所產的甜梨2箱，稗棗2箱等等。這些東西對曹操來說完全不算什麼，但對困窘中的漢獻帝來說，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雪中送炭。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的重要謀士苟或建議，應該主動向漢獻帝表示忠誠，趁機把皇帝控製在自己手上，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一步棋。但荀或的這一建議遭到了曹操手下許多謀臣武將的反對，認為這是自找麻煩。曹操卻看出，盡管此時王綱不振，但統治全國數百年的漢室仍具號召力，皇帝在政治鬥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於是當機立斷，采納了荀或的建議。
這年八月，曹操帶兵來到洛陽，向漢獻帝表示忠誠。此時的漢獻帝，孤家寡人一個，見曹操竟然在自己倒黴透頂的時候來擁戴自己，感動得眼淚都快掉下來，覺得這曹阿瞞真是天下第一忠臣，就封曹操為錄尚書事、領司隸校尉，參與朝政。
一個月後，曹操說洛陽這地方太破敗了，糧食供應不足，就把漢獻帝及朝廷百官遷到自己的根據地許縣，改名許昌，以為都城。這樣，不但將漢獻帝牢牢地抓在手中，朝廷百官也隨漢獻帝來到許昌，漢朝的官員就成了他曹操的官員。更重要的是，這樣曹操比之其他軍閥，顯得更為名正言順，贏得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擁護，“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他們從各方麵為曹操出謀出力，使曹操能“任天下之智力”，勢力憑空壯大了許多。
在此之前，曹操隻是幾十個軍閥中的一個，比起袁紹、袁術、劉表等，勢力也小了許多。但控製了漢獻帝之後，他大打“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張牌。跟別的軍閥打仗，討伐令是皇帝下的。任命自己的親信做朝廷大官，委任狀是皇帝簽字的。清除朝廷裏不聽話的政敵，詔書是皇帝下的。誰敢反抗呢？反對我曹某人就是反對皇帝，反對皇帝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全國共討之，全軍共誅之。
這麼著，他與袁紹、孫權、劉表等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就變成了中央政府對地方諸侯割據的討伐了，所謂“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師出有名，名正言順，以自己巨大的政治優勢，置對手以被動地位，仗還未開打，就已經在布局上領先了。袁紹、孫策等在軍事上或可與曹操一拚，但在政治上先就矮了一頭。
後來曹操與袁紹決戰，雙方謀士估量戰局，無不將曹操奉天子有義戰之名，作為曹操政治上居於優勢的重要砝碼。這一點，連天才的諸葛亮也無可奈何，他在《隆中對》的時候跟劉備說了一句老實話，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想想看，曹操這便宜占得有多大。曹操最後能夠平定北方，統一大半個中國，靠的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招。
當時大大小小的軍閥幾十個，為什麼隻有曹操認識到了漢獻帝的價值呢？這就是因為曹操的眼界，比袁紹、劉表他們要高出一籌，他站得高，看得遠，做起事來就領先了一步。那麼，怎樣培養曹操這樣的眼界呢？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故事裏深度分析一下。
一是像領導一樣思考。漢獻帝的價值，為什麼袁紹他們認識不到。不是他們愚蠢，而是聰明過頭了。他們是稱霸一方的諸侯，想的是如何擴張勢力，爭奪地盤，他們最看重的，是隊伍、是糧草，是出謀劃策的人才。那個小皇帝，文不能搞陰謀，武不能動刀槍，有什麼用呢？
事實上，在曹操之前，袁紹手下一個叫沮授的謀士也提出來過，要袁紹把漢獻帝接來。但袁紹覺得，這簡直就是平白無故地給自己找了個爹，你得要養著他尊重他，卻什麼用場也派不了，這不傻嘛？就幹脆利落地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