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朝建立起，大一統一直是中國的曆史趨勢，其間雖有漢末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唐末五代十國五十多年之分裂，卻無掩這種趨勢。大一統造就了中國在十六世紀之前一直領先西方之優勢，但也實為近代中國之落後根源。大一統的要求迫使帝王們追求數量而不是質量，保持全國各地的生活、經濟、政治之均衡，而不是利用各地的不平衡來促進經濟之發展。他們為免除了地區間的摩擦，從而保持全麵的均衡，免不了要將注意力放在經濟上效能最落後的方麵去，以最低效的農業立國則又必然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
由於行政效率不高（實質是技術的匱乏），帝王們務必要保持民風之淳樸（換句不好聽的話叫愚昧），以道德加以約束，從而大幅度減輕官府之負擔。鄉間若有事，一般以當地鄉紳做主裁決，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態度解決事端，實在不得已才上報官府。因此，古代中國官府之行政效率也從無要提高之緊迫感。這一來，一旦經濟、人文不斷發展，龐大的社會就會脫離政府之有效管轄，如果再遇到突發性事件，就足以造成整個朝代之崩潰。
唐王朝即是因此。唐末之時，各地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已不是立國之時所能比較，而扁平的官僚體製卻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發展以適應社會之變化，造成各地問題叢生，無法管理。因此，一旦朝廷迫不得已而分權，隻能造成全麵分裂，形成軍閥割據。
五十四年晃眼即過，各地軍閥將本地經濟、社會治理的有條理之後，統一的基礎形成，崛起於東北的契丹也成為統一的外在壓力。
宋太祖趙匡胤於亂世之時奮起，采取了正確的軍事戰略，先滅荊南、湖南，再滅後蜀、南漢、南唐，降伏吳越（後在太宗手上統一），然後回師平定北漢，自此一統中原地區，為此後與遊牧民族長達三百年的交鋒打下了長遠的基礎。
從經濟方麵講，宋朝麵臨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城市勃興，內陸河流舟楫繁密，造船業也突飛猛進。中國內地與國際貿易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峰。銅錢之流通也創造了新紀錄，之後再未為任問朝代所打破。由於農業用具的不斷發明與使用，農業效率有了極大提高，手工業也因此而得到了極大發展，紡織品、陶瓷品遠銷世界各地。另外因政府提倡鐵與煤燃料的使用，開礦與煉礦的進展極速，有色金屬的產量激增。可以說，宋朝經濟之強大，遠超盛唐。自然而然的，宋朝想以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持龐大的軍事行動，以求一統中國，鏟除盤蜛東北、西北之遼金與西夏。
趙匡胤曾說：“俟滿五百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向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宋朝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其想法與祖先完全一致，他在在庫房上題自製詩：“五季失圖，儼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誌？”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後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出：經濟力量固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並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以宋朝體製之特異，中國農村之落後，中國龐大的經濟與人力資源始終無法轉化成有力的軍事力量。
如果簡單的說，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無非是軍事的挫敗和退卻，所有的例外則是以“歲幣”為名向北方少數民族購得的和平。連宋朝初立，宋太祖、宋太宗對遼的接連用兵也都以慘敗而告終。待南宋渡江以後，經濟、人文更加發展，官僚效率更低下，更沒有可能有效的整合國內資源，以抗北方、西北方的遊牧民族。
但如果有人能以超越七百年之曆史縱深的眼光，對龐大的社會基層加以改造，擺脫農業社會之羈絆，以有效的商業組織駕馱龐大的資源，結果又會如何？
我們的故事即從商業勃興的十三世紀初開始。
(注：黃仁宇寫的幾本曆史書在如我之類的中國人看來角度極為新穎，將他與二十四史與錢穆的《國史大綱》相對照後，可以揭示許多看起來邏輯混亂而矛盾的曆史問題。寫作本文的動機一方麵就是出自這裏，將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舉薦給大家。
本文許多曆史結論絕大多數源自黃仁宇的曆史書，小部分來自錢穆的《國史大綱》，以及其他一些曆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