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點與可能性
北大的投毒案，是唯一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1998年一審，王曉龍故意殺人罪名成立，刑期10年。他沒有上訴，律師馬朗寧回憶起來都覺得很遺憾，“上訴不加刑，他投毒的事實是肯定的，沒什麼好辯，當時我的辯護主要是針對罪名，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兩名受害者的鑒定結果都是輕傷(上限)，如果罪名是故意傷害，那麼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
在馬朗寧看來，這個案子裏最大的疑點和空間就是投毒量。王曉龍供述，他一共在實驗室裏偷偷取了3次硫酸亞鉈，他查閱書籍，知道鉈鹽的致死劑量是8〜14毫克\/公斤之後，根據小江的體重做了一下估算，認為500毫克是一個不會致死的劑量，就用天平稱取了500毫克，用碾缽磨成粉末，磨完後又決定要分幾次投毒，擔心粉末掌握不好劑量，又重新用天平稱取了200毫克，單獨磨成粉。後來，這200毫克粉末下到小江的杯子裏，而500毫克粉末則下到了小陸剩的1\/4袋奶粉裏。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去實驗室稱取鉈鹽，分別是200毫克和300毫克，同樣磨成粉末，隻下到了小江的杯子裏。可是鉈鹽的致死量並不是一個精準數值，陳震陽說：“致死量的嚴格說法是‘半數致死量’，就是會導致半數實驗小動物死亡的劑量。鉈鹽對人體的傷害，不可能用人來做實驗，隻可能做老鼠這樣的動物實驗，然後推導出一個可能會導致死亡的劑量。但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這些都是變數。
”從時間上推算，王曉龍的10年刑期應該早已完成，這個來自寧夏的曾經的化學高才生，不知道現在身處何方。小江和小陸休學修養一年後重回校園，後來與小陸同班的一名北大化學係學生回憶說：“還是能夠感覺鉈造成的傷害，他會很容易情緒激動，鉈是會影響神經係統的。”從科班學生的角度，他說，當年在學校裏聽說了這樁下毒案後，宿舍裏也有過一些討論，他們並沒有因此對鉈鹽很恐懼，隻會覺得下毒者很荒謬，“化學實驗室裏有很多致命的東西，也有很多離奇的中毒事件，但絕大部分是沒有按照操作規程的操作失誤，用來害人隻是極端個案”。
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破了案但並沒有起訴。投毒者常某做了兩次司法精神病鑒定，第一次是他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察機關以“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批準逮捕;第二次鑒定卻變了，結論是他患精神抑鬱症，作案時沒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檢方又做出了不起訴的決定。如果一定要在這個案子裏找疑點，那麼，隻在於兩次結論迥異的司法鑒定，關鍵的案情本身無可置疑，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能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就算沒有常某的口供，也足以鎖定他就是投毒者。
“一個案件，性質不定的時候，詢問的對象是非常多的，受害人整個樓層的同學、同班的同學、老師、老鄉、經常來這個宿舍的同學，都要問，定時定位。第一次去宿舍調查的時候，我也見到了這個投毒的小孩，但是並沒有懷疑他，還考慮他是不是也有中毒的情況，能感覺到他是個非常內向的孩子，很憂鬱，好像就是隨你怎麼說也不吱聲。”徐州的辦案警察感慨地說，“這個案子回想起來也算是比較簡單，沒有多麼複雜，但是當時如果時間拖長就很難破了，投毒者非常內向，你可能問他三天兩天他也不肯說什麼，如果沒有手機、電腦裏的證據，沒有找到作案的注射器，沒有證人，沒有檢測到杯子裏的鉈，就會很困難，沒有證據的話，人也很難審。”
曾經幸福溫馨的朱令一家（左二為朱令
再回到朱令案。錯過了最佳破案時機才介入調查的警察們，不能確定投毒方式，不能確定鉈鹽的具體種類、來源。那能夠通過推算下毒具體時間的方式來縮小嫌疑範圍嗎？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陳震陽很遺憾地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也沒有辦法通過朱令的鉈含量檢測結果來反推中毒時間，還是同樣的問題，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從國外的資料和案例來看，鉈在人體的潛伏期問題從幾小時到幾天都有，我隻能確定，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峰，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她發怪病去同仁就診，頭發都掉光了，後來又長出來，說明一次中毒高峰完成，她靠身體的代謝挺了過來。鉈中毒在體內發作，就是一次性的，像放火燒幹草，是不回頭的，過去了就結束了。第二次就是1995年3月她到協和就診。”一次中毒高峰，可以通過幾次下毒完成?陳震陽也無法提供解答，他覺得“如果下毒時間間隔短，區分就沒有意義，隻會形成一次中毒高峰”。得知北大的投毒案裏，受害者小江是在半個月內分三次被投毒的，陳震陽也很驚訝，他當年出具的鑒定結論裏，小江是“急性鉈中毒”。
問題來了：朱令是鉈中毒，朱令體內出現過兩次中毒高峰，朱令在清華校內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孫維可以接觸到硝酸鉈，孫維跟朱令一個宿舍。這些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完整證據鏈嗎？一名審理過多起投毒案的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可能性有千萬種，而確定性隻有一種。如果按照可能性邏輯來定罪，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隻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為如此，“排除合理懷疑”才會成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則，“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確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相互印證，形成閉合的證據鏈”。
偵查信息之辯
在朱令案裏，列舉出的上述條件，隻能構成“偵查線索”，以這個隻能穿起一個“可能性”的鏈條，每個環節上都有無數可能性。警方可以通過這些線索，來圈定嫌疑人的範圍，想要定案，還需要關鍵的直接證據——而這，恰好是朱令案裏最缺失的。
警方辦案過程中最令人困惑的細節在於，1995年，警方的調查走訪，對於相關人員都是詢問，而不是訊問。兩年後，1997年4月2日，突然將孫維帶走訊問，為時8小時。之後放人，再無動靜。這個情況應該怎麼理解?北大畢業的一名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當年在北大上課的時候，北大刑事偵查領域的博導張玉鑲老師在課堂上講過朱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的許多領導，都是他的學生。“記得張老師在課堂上分析過這個案子的證據，他說案發後，警方很快將嫌疑方向鎖定了孫維，但是確實沒有直接證據。”在這種情形下，到底是選擇直接將嫌疑對象帶回來訊問，還是繼續等待，尋找到關鍵證據再訊問，不是旁人能輕易下結論的。不過，公眾難免會聯想到一個事實，1995年，孫維的爺爺依舊在世——隻不過，這又回到了“可能性邏輯”的陷阱。
目前看來，要厘清公眾的疑問，關鍵在於警方能否回答當年的調查到底都做了些什麼。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偵查信息能否公開？這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一直存在爭議。支持公開者認為，偵查信息向社會公開，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不過，為避免幹擾審判，部分偵查信息可在法院判決生效後進行。反對者認為，除非法律有專門規定，偵查信息不得向社會公開，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麵，防止被追訴人逃避追訴、防止幹擾證人作證、鼓勵知情人自由作證、保護無辜被追訴者的名譽。
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信息絕對的公開和絕對的不公開都是不存在的。在許多案件裏，偵查機關都會適度公布案件信息，或是征集破案線索，或是抓捕嫌疑人。例如，警方發布的通緝令，大都包含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體貌特征、身份等偵查信息，這本身就是一種公開途徑。2005年7月26日，公安部刑偵局下發了《關於實行“辦案公開製度”的通知》，決定自2005年8月1日起，在全國公安機關刑偵部門實行“辦案公開製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絕對意義上的偵查公開，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偵查機關的法定義務。有一定新意的是對辦案主要進展的公開，即“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政府電子政務信息係統、聲訊電話等方式方便群眾查詢案件偵辦進展情況和辦理結果。偵破危害嚴重、影響惡劣的案件後，有關地方刑偵部門應當在公安機關統一領導和組織下，采取適當方式向社會公開破案情況和結果”。隻不過對群眾的公開並非硬性規定，刑偵部門對社會的公開實際上也是破案後的行為，因此這種公開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義。相比之下，我國的《保密法》第八條第六項把“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納入應當保密的信息範圍，似乎可以認為立法者更傾向於偵查不公開。
從這些法律規定來看，朱令的父母依據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希望警方公布案件偵查信息的努力，隻能是令人歎息的無用功。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檢察院介入，啟動對於公安偵查的監督權，由檢方來判斷公安的辦案過程中是否存在瑕疵、瀆職、失職等問題，也可以由檢方來判斷，偵查中的哪些信息可以公開。
朱令的父親吳承之
“在刑事案件裏，投毒和放火案本來就是證據最難辦的。”那位北大畢業的刑事法官告訴本刊記者，“因為這兩類案子，要把行為人和事件聯係起來的客觀性的東西是非常難以查證的，毒物是種類物，沒有特殊性，不像殺人，血跡的DNA是唯一的。”他也提醒本刊記者，在麵對這種懸案討論的時候，一定要記住兩點：“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證據滅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從無。”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對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采訪對象做了匿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