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案子畢竟是例外，到了2007年中國礦業大學的案件，警方的調查其實麵臨著和朱令案一樣的迷霧。參與辦案的警察告訴本刊記者：“從石家莊得到鉈中毒的消息之後，我們已經開始懷疑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隻是需要尋找到毒源來確認案件的性質。現在還能在我的筆記本上找到當時確定的思路：尋找毒源，了解鉈的性質，搶救藥是普魯士藍，找化學專家、農業專家等，物證檢驗。”50名偵查人員兵分三路，一組赴北京、石家莊了解中毒者病情，並讓他們回憶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誰;一組現場勘查，提取宿舍一切物品;一組把提取物連夜送到南京檢測機構送檢。“這個案子是在學校發生，比較敏感，我們接到消息趕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是6月10日晚上了，那一夜我們都沒有睡。當天晚上馬上封存了學校食堂，把當天的飯菜、調料、碗筷、桌椅等300多樣物品做了樣本提取，連夜送到南京做檢查，檢測出結果隨時通知指揮部。”
“這些樣本中並沒有檢查出有毒物質，我們很快把重點轉移到宿舍，對宿舍同一樓層的其他同學提取了指甲、手的擦拭物等的樣本，對於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學，要求學校安排其他宿舍，保護受害人宿舍的原狀。”“你不知道毒源在什麼地方，房間裏麵的東西非常多，水壺、飯盒、茶杯、衣服、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樣本提取，對所有物品做照相、固定、封存、取樣，這個階段宿舍的東西是別人不能動的，要做備檢，因為樣本取走一批，如果不夠，還要再繼續提取。”“當時和宿舍的同學談話配合我們檢查，讓他們把抽屜櫃子打開就不允許他們再繼續動了，可以站在旁邊看，但是不能拿走。”“我們是分片分段地提取，牆麵上、地板上的附著物也要做提取，因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麼地方也會提供線索，是投毒還是汙染等等，我們要考慮案件的性質。”“我們取證就幾種方法，一個是抖，抖到物證袋裏;還有一種是潮濕紗布擦拭，幹的放在紙袋子裏，濕的放在小器皿裏，如果是作案當天取證，手上稍微有一點點我們也可以檢測出來。”
“現在還能想起來當時宿舍的擺設，外麵一圈兒是床，中間是書桌，杯子和碗放在上麵，男同學不是太講究，杯子、飯盒也不是太幹淨。”——凡事皆有利弊，這種“不講究”反倒替這樁投毒案固定了證據——“中毒最嚴重的一個同學的杯子裏還有剩餘的水，正是在這裏檢測到了鉈，濃度比較高。”這是一個轉折點，有了這個發現，徐州警方“才可以確認中國礦業大學案件的性質，這就是一起投毒案”。
在北大的案子裏，王曉龍並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他在1997年5月16日發覺小江的發病征兆，5月17日主動打車送小江去醫院，在出租車上甚至主動承認是自己投毒報複，願意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希望獲得原諒。小江也原諒了他，最初隻跟醫生說是自己誤服鉈鹽，醫生不相信，王曉龍情急之下，才說出是自己下毒。如果王曉龍沒有這樣複雜的情緒，如果他隻是個冷血的凶手，在小江和小陸像朱令那樣出現怪病征兆的時候，以他化學高才生的資質，有足夠的時間去毀滅證據。就在5月17日決定打車送小江就診之前，王曉龍先去了一趟實驗室，已經從容地藏匿了鉈鹽、稱重的天平和碾缽。
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抽絲剝繭的推論並不能讓李樹森看到太多光亮，當他向陳震陽請教，應該到朱令的生活環境中提取什麼樣的物證、現在物證上還能否檢測出來殘留毒物的時候，陳震陽的回答是令人沮喪的。“我跟他說，鉈極易溶於水，無色無味，時間過了這麼久，如果是投毒，要提取物證可能已經很難了。下過毒的杯碗，用水多洗幾次，就幹幹淨淨了，就像你衝一杯糖水，多洗幾次，就全部洗掉了。”
即便不考慮朱令被耽誤的那些治療時間，從1995年4月29日確診，到5月5日報案，這中間已經隔了一個“五一”節，清華大學並沒有像中國礦業大學那樣，第一時間封存宿舍的相關物證。這期間發生了什麼，朱令的家人相信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失竊案，沒有任何錢財丟失，除了朱令的裝洗漱用品的小籃子，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竊物品清單，可是，我們無法從李樹森那裏得到關於此事更細致的印證。不管失竊是否存在，警方的努力，目前看來隻能讓他們排除朱令是自殺和誤服鉈鹽的兩種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隻有投毒。從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發病，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發病，毒到底下在哪裏？依舊是個謎。
追蹤：毒物來源
鉈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態存在。高校裏的三起鉈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亞鉈，中國礦業大學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鉈，隻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辭是語焉不詳的“鉈鹽”。
“在當時的條件下，我隻能從朱令的檢測樣本裏查出鉈含量，但是，我不能從檢測結果來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質到底是鉈的哪種化合物。”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也隻是讓我檢測是不是鉈中毒，沒有提到要更具體地檢測是哪種鉈鹽。理論上是可以檢測的，鉈是陽離子，那麼就從陰離子來判斷它是什麼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還是其他陰離子。可是人體內本身也含有這些陰離子，還是很難判定。至少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從來也沒做過這種檢測，1988年以後再不做跟鉈有關的實驗了，我以前曾經帶過一個學生，他也隻做了兩年就不做了，出國了。”
顯然，警方不能從陳震陽那裏得到鉈鹽具體形態的答案，此後若幹年裏，警方依舊使用“鉈鹽”的說法，這隻能說明，在朱令案裏投毒方式的排查失敗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質，就更談不上檢測出導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體是什麼、來自哪裏。警方能夠確認的隻有兩點：第一，清華的實驗室裏有硝酸鉈，清華老師童愛軍的課題組在試驗中需要用到硝酸鉈;第二，童愛軍課題組裏有7個學生，5個研究生，2個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孫維剛好跟朱令在同一個宿舍。
在朱令案裏一籌莫展的李樹森，兩年後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這一次很幸運，他和同事們不用大海撈針般尋找毒物來源，王曉龍不僅供述投毒用硫酸亞鉈來自北大化學係的實驗室，還帶著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來的鉈鹽、稱重天平和碾缽。即便王曉龍如此配合，警方的辦案還是遇到了阻礙，因為除了口供，他們無法確定王曉龍具體的投毒量——這直接關係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和朱令案一樣，陳震陽隻能給警方一個鉈鹽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過鉈含量的檢測來反推下毒的量。陳震陽告訴本刊記者：“因為鉈鹽在身體內是每天都會代謝的，數值都不一樣，每個人的體質不同，代謝情況也不同。”律師馬朗寧回想起來，在律師會見和庭審的時候，“王曉龍都說他被警察刑訊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給他吃飯，要他承認一次投了超過致死量的鉈鹽，這些材料庭審筆錄裏都有的”。
每個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國礦業大學的案子是另外一條破案路徑，他們通過排查和技術手段，確定了毒物的來源和數量。辦案警察回憶：“我們當時考慮了作案動機，因為不論是殺人還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關係，受害人年齡都不大，和同學沒有什麼嚴重的矛盾，隻有一個人是之前和他們關係不錯，後來疏遠了，我們開始對這個人詢問、測謊，後來在他的計算機找到了購買鉈的記錄，順著線索找到人證、物證。”“購買記錄是很重要的線索，我們找到了他購買鉈鹽的網頁、電話，和賣家討價還價的記錄，一看到這個證據，我們就高興死了。”“我們找到了賣鉈的‘上線’，他也交代了和徐州這邊的聯係，購買的數量、寄出和收貨的地點，作案工具，這些都能和口供對得上。”從1997年6月10日接到報案，到6月12日鎖定嫌疑人，徐州警方隻用了兩天時間。
回到朱令案，情況實在撲朔。根據朱令家人的說法，清華有鉈鹽的事實，並不是清華主動承認的，而是警方通過調查掌握了證據，清華才不得不承認的。因為清華大學方麵拒絕接受采訪，我們無法證實他們當年的態度，不過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回應倒是證實了他們的調查：“專案組依據朱令的日常活動情況，深入調查走訪了130餘名相關人員，並對北京市經營、使用鉈鹽的100餘家單位開展工作。”關於警察的走訪，貝誌誠的記憶裏隻有一個細節，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學，後來考上了北大，因為北大要軍訓一整年，所以大學時比在清華就讀的朱令要低一級。他最早通過互聯網為朱令的病情診斷向國際求助，2006年孫維的自辯聲明又引發了他的質疑，開始在網上激烈論戰，把自己牢牢綁在朱令事件裏。
“我隻跟警察接觸過一次。”貝誌誠很篤定地告訴本刊記者，“當時我宿舍裏有個哥們兒的女朋友在清華，這個女孩傳回來了一種說法，說朱令鉈中毒，是因為她父親在走私鉈，我很生氣，覺得必須把謠言的源頭找出來，造這個謠的人也許就是凶手。我打電話跟朱令的父母說了這個事情，過了幾天，有一位警察來找我，我隻記得他姓李，他態度很好，說自己以前也在燕園派出所工作過，還誇我們北大的學生好樣的，然後問謠言的事情，我就把哥們兒的女朋友說出去了。後來我問我那哥們兒，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沒有，我的哥們兒很生氣，說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態度很不好。後來，警察再也沒有找過我。”雖然這謠言的源頭最後並沒有找到，但貝誌誠提供的細節倒是可以證明一點，當年警方專案組的調查，連這樣細微的線索也沒有放過，隻是依舊沒能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