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以詩存人：清初敘事詩中的曆史人物
清初的敘事詩，不僅記載了明清易代之際風雲變化的曆史事件，還存錄了極有價值的曆史人物，這些人物本身的生活和命運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們或是明清之際重大曆史事件的參與者，其行為直接影響著事件的發展與走向；或是曆史事件的見證者，耳聞目睹了明清易代之際的滄桑巨變。對於這些曆史人物，盡管官修史書也有記載，但出於政治考慮或各種忌諱，多具有傾向性，因而一定程度上遮掩了曆史的真相，而清初敘事詩從另一視角描述記錄了這些曆史人物，對客觀全麵地認識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第一節
備受讚美的亡國之君崇禎帝
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1644），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天啟帝朱由校異母弟，天啟二年（1622）被冊封為信王，天啟七年（1627）登基，改元崇禎。崇禎是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在位十七年。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走投無路，與太監王承恩一同吊死於煤山之上，結束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統治，崇禎帝也成了“亡國之君”。
一般而言，亡國之君或暴虐無道，或荒淫縱欲，或暗弱無能，但崇禎皇帝沒有上述任何一條劣行。他乾綱獨斷，處
事果敢，十七歲即位不久即用雷厲風行的手段鏟除了魏忠賢的閹黨；他不好女色，皇宮隻有周皇後、田貴妃及袁貴妃等屈指可數的幾位妃嬪。對於田弘遇進獻的美女陳圓圓，崇禎連麵都沒見，就給打發出宮了，而吳三桂卻“衝冠一怒為紅顏”，為陳圓圓不惜犧牲全家性命及個人名節；他生活儉樸，一件龍袍要穿幾年，袖子破了打上補丁照樣穿著；他自己的禦用之物也隻是些銅錫和木製品，不用金銀器具；他勤於政事，宵衣旰食，他每日批改奏章到深夜。在明朝十六個皇帝之中，崇禎勤政程度完全可以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相媲美，就連李自成在討伐明王朝的檄文中也承認：“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營私，比黨而公忠絕少。”#pageNote#0但曆史就是這樣的吊詭！明朝沒有亡於酒色財氣俱全的萬曆帝，也沒有亡於荒唐無知的天啟帝，卻亡於勵精圖治的崇禎帝，不能不令人感慨萬端。但也正是因為崇禎帝這些值得稱道的個人素質，才在清初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即作為亡國之君的崇禎帝，與曆史上其他亡國之君受到的譴責與鞭撻不同，他受到了當時各個階層的肯定與讚揚。不隻是漢族士民對崇禎之死表達了深切的同情與刻骨的思念，就連後來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對崇禎帝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
在清軍打著為崇禎帝複仇
的旗號進入北京不久，掌握清廷實權的攝政王多爾袞就下令北京城全體官民為崇禎帝舉哀，並重新禮葬崇禎帝後。多爾袞對崇禎帝給予極高的評價：“崇禎皇帝也是好的，隻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pageNote#1多爾袞認為崇禎皇帝“也是好的”，把亡國的責任都推給了崇禎朝的文武官員，這種觀點奠定了清初評價崇禎的基調，對後世也不無影響。當然，多爾袞對崇禎帝的評價有政治上的考量，與清朝打著為崇禎帝複仇的旗號入主中原有一定關係，但也不能否認多爾袞本人對崇禎帝的認同感。毋庸置疑，多爾袞的話說出了崇禎朝廷的部分事實，即在國事紛紜之時，以閣臣為首的各級官員不隻是貪鄙怯弱，彼此還分門立戶、黨爭不休，對明亡確實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順治帝更對崇禎帝懷有深厚的感情，曾入宮陪侍順治的清初高僧釋道忞在他的《挽大行皇帝哀詞》第三首雲：
洞開四目舜諸瞳，天鑒高垂度亦洪。
孝重鯫生翻野紀，才憐下士念尤侗。
閑譚思廟長揮涕，因說嘉魚亟歎忠。
惠我生民須哲後，堪嗟莫挽鼎湖龍。#pageNote#2
這首詩中涉及了包括崇禎帝在內的幾個明清之際的著名人物，是順治與釋道忞當日在宮中閑談的話題。釋道忞在詩後分別有注：“孝重鯫生翻野紀”，指孝子黃尚堅；“才憐下士念尤侗”，指
吳會才子尤侗；“因說嘉魚亟歎忠”，指在崇禎朝被廷杖、入清後剃發為僧的熊開元。其中“閑譚思廟長揮涕”中之“思廟”，乃崇禎帝之廟號，“長揮涕”描述了順治在談到崇禎之死時的哀傷之情。釋道忞在他的《北遊集》中多處記載了順治對崇禎帝的追懷之情，說順治每語及崇禎帝，則慘然不樂：“上曰：‘……宮城之北有山，明稱煤山。朕今改之，所謂景山也。煤山，即崇禎帝投繯之所。’語畢潸然，後唏噓歎息曰：‘崇禎帝亦英主，惜乎有君而無臣。’”#pageNote#3順治甚至還愛屋及烏，對崇禎的書法也推崇備至。據釋道忞記載，他曾與順治談論書法並對順治的書法加以讚揚。當時順治笑著說：“朕字何足尚？崇禎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並將來，約有八九十幅，上一一親展示。師時覺上容慘戚，默然不語。師觀畢，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pageNote#4其侍臣於片刻間能“一並將來”崇禎手跡八九十幅，而順治又能為釋道忞“一一親展示”，可見順治平日對崇禎之書法習玩之勤、認知之深。更有甚者，順治在展示崇禎的書法時，還“容慘戚，默然不語”，良久之後，順治才用悲痛的語調說崇禎以明君而身嬰巨禍，表示了傷悼之情。從以上的詩句可以看出，釋道忞挽詩中“閑譚思廟長揮涕”句，
是紀實之筆，不是憑空而言。
李清在《三垣筆記》中也記載，順治十四年（1657），順治帝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即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諡懷宗端皇帝上加諡數字，以揚盛美。”“又嚐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pageNote#5順治不僅在釋道忞麵前啼哭崇禎，甚至在拜祭崇禎陵墓、眾目睽睽之下也曾“淒然泣下”。當日曾隨扈順治謁陵的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曾有詩紀錄此事，詩題名為《思陵紀事二首》。詩題下注雲：“明莊烈湣皇帝陵也。禦製碑文在焉。大駕經過，焚楮拜奠，且為下泣。感而紀之。”#pageNote#6“莊烈湣皇帝”是清廷給崇禎的諡號。詩曰：
悵望思陵路，蕭條易愴神。鼎湖龍去遠，禹穴鳥耘頻。
園寢存先典，豐碑識至仁。後來傳竹牒，莫比怠荒倫。
千載興亡恨，前朝倍可憐。玄黃紛數黨，門戶競持權。
宵旰憂空切，兵荒勢豈延。翠華憑吊處，也為一潸然。#pageNote#7
第一首詩對崇禎的失國表示歎惜，沒有其他內涵。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首詩的最後兩句“翠華憑吊處，也為一潸然”，所詠即順治帝當日在思陵哭吊祭崇禎帝之事，與釋道忞詩中的
記載可互為印證。順治帝認為崇禎帝乃銳意求治之主，不是無德敗道的帝王，亡國的責任都在臣下。順治十六年（1659），大學士金之俊奉順治帝之命擬撰崇禎帝碑文，正式代表清廷向臣民宣揚對崇禎君臣的評價和明亡原因的認識：“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臧，適任其咎者邪？考史傳所載，凡末季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pageNote#8清朝最高統治者對崇禎朝“有君無臣”的憤慨和對崇禎帝國破身亡的哀痛竟有甚於明之遺民！這也構成了曆史上易代之際新政權對於舊政權獨特的曆史評價方式，這固然與清廷出於政治層麵的各種考慮有關，但更多還是因為崇禎帝以身殉國的行為激勵了各層次的群體。
與曆代亡國之君屈膝苟活不同，崇禎帝在兵臨城下時選擇了身殉社稷的壯烈行為，體現了君主的尊嚴和榮譽，達到了一個帝王的道德高度。在某種意義上說，有示範天下的意義。因此，在明清之際就出現這樣一種奇怪現象：無論是君臨天下的最高統治者，還是深懷故國之感的遺民，甚至身仕兩朝的“貳臣”，都對崇禎帝表示出濃厚的緬懷之情。“三月十九日”是崇禎帝的殉國之日，每年此日，都有不少士人抒寫詩文表達懷念之情，表現出強烈的“崇禎情結”。如
顧炎武雖然在文章中對專製君主製度有過深刻的揭露與批判，但對崇禎帝本人卻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寫有多首痛悼崇禎帝的詩作。如初聞崇禎帝死訊時寫的《大行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