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宮詹高澹人先生就是本著這一原則仿照南宋建安人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而有所創作。考察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一書，其征引事實時間不遠，然而確立大義十分顯著。時間不遠就容易詳盡，立
義顯著就容易明了，袁樞隻是將其間的事情條理化、係統化，所做的稍微容易。《左氏傳》能夠記載《春秋經》所沒有的事情，也有時遺漏《春秋經》所有的事情，又拿《公羊傳》《穀梁傳》二傳進行比較，常常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左氏傳》喜歡談論鬼神怪異，容易導致失去真實，因而自從唐代啖助、趙匡以來，有許多拋棄《左氏傳》提出的見解，隻是死守著遺留下來的《春秋經》來終生研讀的學者。高澹人先生特意為此創立凡例，都是袁樞所不曾有過的。至於“夏五”“郭公”，《春秋經》沒有它們的事情也加以記載，怎麼可以《春秋經》上文字明顯昭著而《左氏傳》偶爾遺漏？因此不遺漏三傳中的一《傳》，叫“補逸”。《春秋經》要旨精微委婉，考求途徑各自不同。既然各有專門研究，不取單獨流傳的一種說法，因此不偏袒三傳中的一《傳》，叫“考異”。文人喜歡奇異，貪於撿拾，史家指斥誣妄，必須勇於刪削，因此刪減《左氏傳》來保存《左氏傳》的真實記載，叫“辨誤”。事理難以辨明的地方，常常通過其他的細節而暢通文意，文辭煩瑣重複的地方，重要在於以基本事實作為保證，因此拋開《左氏傳》來佐證《左氏傳》的基本事實，叫“考證”。喜歡學習深入思考，內心領會其中的意思，說明解釋辯駁
責難，隻為做到恰當適中，因此舍棄《左氏傳》來闡釋《左氏傳》的矛盾史料，叫“發明”。大概高澹人先生研究經學功底深厚，一向擁有修史才能，在講筵時就撰寫了《春秋講義》，於是竭盡精力用盡心思，逐條排列包羅史料。而創作這部書時，征引久遠年代的史事就如同形在目前，闡發精深微妙的言辭而充分發揮其旨意。事情各自恢複到它們所在的諸侯國，因而與《春秋外傳》相比較就顯得文字簡練而事情詳盡；諸侯國的事情各自恢複它們所發生的時間，因而與《春秋內傳》相比較仍然按照年月順序加以記載。這完全可以彌補古史的記載，哪裏隻是屬於附論性質的外篇？
從前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一書寫成，參知政事龔茂良將這部書進獻，宋孝宗讚賞感歎，頒發賞賜給東宮太子及長江沿岸各位統兵將帥，說“治理國家的措施都在這部書中了”。況且我大清皇上憑借上天賦予的聖明，擁有日日更新的學問，講求治理國家的措施，長期安定越發勤奮努力，這部書進獻，確實足可以供皇上在二更時進行閱讀，並乘此機會頒布朝廷內外，為閱讀《春秋》的人所效法。大概《資治通鑒》以前興盛與衰落、治理與動亂的軌跡，就容易考察並通曉了。既能夠用來補足湊成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成為完整之書，也有助於驗證《春
秋》流派史書所記載的事情，並不隻是簡略了《尚書》流派史書所記錄的言論，確實是對儒家經典的輔助，哪裏隻是有功於《左氏傳》而已。韓菼我對於經學十分淺薄，承蒙高澹人先生看得起並委托我寫序言。我鬥膽不自量力，在全書末尾附言。我私下探索著述的良苦用心，然後概括他的主要旨趣，確實沒有能力再多贅言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夏季五月十六日長洲人韓菼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