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吉蒂：
從星期天開始，時間過得好漫長，接連發生了好多事，似乎整個世界突然之間變了個樣。不過你瞧，我還活著，用爸爸的話說，這才是最重要的。是的，我還活著，不過你別問我在哪兒，怎麼活著。我今天說的一字一句，你可能都無法理解。所以我從星期天下午開始說起。
下午三點（哈利走了，但我們說好他一會兒就回來），門鈴響了。當時我在陽台上，懶洋洋地曬著太陽看書，沒聽見鈴聲。過了一會兒，瑪格特神情激動地出現在廚房門口。“爸爸已經收到納粹黨衛軍的召集令了”，她低聲說道，“媽媽去看凡·丹先生了。”（凡·丹先生是爸爸生意上的搭檔，也是好朋友。）
我呆住了。召集令！誰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集中營和孤零零的牢房閃過我的腦海。怎能讓爸爸遭受這種命運呢？“當然他是不會去的，”我們在客廳等媽媽的時候，瑪格特說道，“媽媽去見凡·丹先生，和他商量我們能否明天就搬去藏身地。凡·丹一家和我們一家，總共七個人。”說完一片沉默，我們誰都沒有再出聲。此時爸爸去猶太醫院探望病人了，對家裏發生的事一無所知。我們靜靜地等著媽媽，炎熱加上焦急不安，我們都沉默不語。
突然門鈴又響了起來。“是哈利。”我說道。
“別開門！”瑪格特立刻攔住我，然後我們聽到樓下媽媽和凡·丹先生對哈利說著什麼，接著他們倆進了屋，關上門。之後每次門鈴響起，我或瑪格特就躡手躡腳地下樓，看看是不是爸爸回來了，其他人誰也不準進來。
後來，凡·丹先生要和媽媽單獨談話，所以把我和瑪格特叫出了房間。我們單獨坐在臥室裏。她說，其實召集令不是給爸爸的，而是給她的。我嚇得哭了起來。瑪格特才十六歲，難道他們要把這個年齡的女孩單獨帶走嗎？謝天謝地，她不會被帶走，媽媽親口說過。爸爸說我們要躲藏起來，肯定也是這個意思。躲藏—我們要躲到哪兒去呢？城裏？鄉下？是一棟房子裏，還是簡陋的小屋？什麼時候？去哪兒？怎麼躲……一連串的問題閃過我的腦海，卻不允許我問。
瑪格特和我開始收拾各自最重要的物品。我放進包裏的第一件東西就是這本日記，然後是發卡、手帕、課本、梳子和一些以前的信件。一心隻想著躲藏的事，我往包裏塞了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可是我並不遺憾，對我而言，回憶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下午五點左右，爸爸終於回來了。我們給克雷曼先生打了電話，讓他晚上來我們家。凡·丹先生出門去找彌普，彌普隨後來了，答應晚些時候再過來，並且帶走一隻裝滿鞋、衣服、夾克、內衣和襪子的箱子。然後，屋裏一片安靜，誰都吃不下飯。天氣仍然很熱，一切都顯得很奇怪。
我們把樓上的大房間租給了哥德施密特先生。他離了婚，三十來歲。那晚他似乎也無事可做，盡管我們禮貌地暗示了很多次，他還是待到十點才回了房間。
晚上十一點，彌普和簡·基斯來了。從1933年開始，彌普就在爸爸的公司裏上班，她和丈夫簡都是爸爸的好朋友。他們又把一批鞋、襪子、書本、內衣裝進深深的口袋中，十一點半他們就離開了。
我累得要命。盡管我明白，這是最後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卻倒頭就睡著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點半媽媽把我叫醒。幸好，天氣不像星期天那麼熱了，還下起了小雨。我們所有人都裹得厚厚的，像是要在冰箱裏過夜一樣。因為我們這種處境的猶太人，誰都不敢帶著裝滿衣服的箱子離開住處。我穿了兩件貼身內衣、三條短襯褲、一件衣服，外麵還套了一條裙子、一件夾克、一件雨衣、兩雙襪子、厚厚的鞋、一頂帽子、一條圍巾，還有很多。還沒出門我就快被悶死了，可是沒人在乎。
瑪格特的書包裏塞滿了課本，還取來了她的自行車，彌普在前麵帶路，就這樣，我們去了那個未知的地方。可我還是不知道藏身地點在哪兒。
七點半，我們將身後的門關上。我向唯一的生靈—我的小貓姆迪揮手道別。我們給哥德施密特先生留了紙條，讓他把小貓送給鄰居。在那兒，它會有一個溫暖的家。
空空的床、桌上的早餐、廚房裏留給小貓的肉—一切都說明我們走得很匆忙，可是我們顧不上別人的看法。隻要能離開這兒，安全到達目的地，其他的事無關緊要。
明天再寫。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