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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地方在於，這場發生在第勒尼安海上的海戰竟然被曆史學家們“遺忘”了，如同刪除的記憶一般。即便有些零散的記載，大都言之不詳。如今，我們想要知道這場海戰的方方麵麵，首先參考的史料就是《熱那亞年鑒》。這是一部在城邦的委托下由一些學者按照年份記錄下的簡史。需要說明的是，這份曆史年鑒因為需要在一些場合進行公眾朗讀，因此，對史料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它美化了熱那亞，也美化了這場因為“運氣不佳”而失敗的海戰。最讓人吃驚的是，腓特烈二世在這部編年體史書中被刻畫成了一個道德極其敗壞，對教會極度危險的恐怖分子。他不但毫無道德可言，還使用卑鄙的手段從熱那亞招募了優秀的海員，並從中任命最厲害的人擔任海軍將領。當然，在刻意塑造這樣的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褒揚他的遠航事跡——顯然，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啊！
參與《熱那亞年鑒》編寫的學者如巴塞洛繆，對這次海戰的敘述是如此之短，對海戰本身也是隻字不提。因此，他的描述隻能做一些參考。生活在1165—1244年的聖傑爾馬諾（San Germano）編年史學家理查德（編寫了1189—1243年間西西裏王國的曆史）對這次海戰也有描述，同樣讓人奇怪的是，他的描述更短，隻有一句話：“在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艦隊和熱那亞人的艦隊之間發生了一次海戰，被俘虜的教士們被送到了比薩。”要知道，在1186—1232年間，理查德曾擔任“意大利中部城市聖傑爾馬諾和蒙特卡西諾的官方公證人”，而且他本人還是腓特烈二世的財政管理人員。因此，他不但應該對這段時期的曆史比較了解，還能做到實事求是。但讓人遺憾的是，他的記載隻能告訴我們這次海戰的結局。
還有一些曆史學家記載了這次海戰，不過隻有那麼一兩位。一位是在倫敦附近的聖阿爾班本篤會修道院的僧侶羅傑，他死於1236年。另一位是馬太·巴黎（Matthew Paris）63，也是來自聖奧爾本斯（St Albans）本篤會修道院的一位僧侶，記載了這次海戰的前因。這兩個人的作品關聯十分密切，反映了中世紀歐洲的重要曆史，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馬太·巴黎對基督山島海戰的描述相對比較詳細。他這樣描述道：“海因裏希聽從了上帝的命令，並向熱那亞人——當時他們正滿不在乎地運送教皇使節和神職人員——派去了20艘裝備良好和堅固的新戰艦，並投入經驗最豐富的海員，由海軍上將斯托裏烏斯指揮。在一場血戰之後，比薩人——他們在海因裏希的特殊命令下，由斯托裏烏斯率領，就像一道閃電一樣投入了戰鬥——戰勝了熱那亞人。”64
依據德國曆史學家阿爾內·卡斯滕和奧拉夫·拉德的觀點，“馬太在他的記載中虛構了一些細節”，譬如“海因裏希，他的一個更加著名的意大利語名字是‘恩齊奧’（Enzio），而他作為腓特烈二世的兒子和撒丁國王，並沒有參加這次海戰。盡管如此，他卻奇怪地在一係列記載中被當成了所謂的艦隊司令。而名叫‘斯托裏烏斯’的奇特的海軍上將，或許是馬太從皇帝致英格蘭國王的一封信中讀到的，並且他顯然不清楚‘stolium’意指整個艦隊，而不可能是艦隊司令的名字。另外一個嚴重的混淆也許可以和上述錯誤相提並論，那就是馬太還提到了一名叫‘弗裏德裏希’的海軍上將或稱成‘艦隊的海因裏希’”。
在意大利編年史學家喬瓦尼·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65的作品中，一幅名為《海上的皇帝之子》的畫向我們描述了這樣的內容：“參戰的槳帆戰船幾乎沒有槳，而是隻有桅杆和帆；飄揚著鷹旗的神聖羅馬帝國帆船與以鑰匙為紋章的教皇國戰船展開了戰鬥。腓特烈二世的兒子恩齊奧下令強行登上敵船並命令將恐懼的教士們推下船。不過，這個‘私生子’（維拉尼如是稱呼他）其實並沒有參加1241年的基督山島海戰。”66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獲取到一些較為有用的信息。正如前文所述，海戰的失敗原因中有熱那亞人的嚴重輕敵，艦隊中除了作戰人員，還有其他非作戰人員，這勢必會對戰事產生不利影響；勝利的一方以“閃電般”的速度投入了戰鬥，雖明顯有誇張成分，不過也恰好說明了腓特烈二世艦隊設伏成功，並做好了充分準備，他的艦隊航行速度極快，能夠在敵艦做出完全反應前發動猛烈攻擊；在接舷後的戰鬥中，腓特烈二世艦隊的作戰人員士氣高漲，相比敵方戰艦中的人員出現恐懼，這無疑是製勝的重要因素，因為教士們的恐懼一定會引發慌亂，這樣的後果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