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564年10月，奧斯曼帝國的蘇萊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33主持了一次國務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馬耳他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是否要圍攻這個島成為重要的爭論點。雖然爭議激烈，但是蘇萊曼一世本人眼光獨到、意誌堅定，他明白馬耳他是通向西西裏乃至意大利和南歐的跳板。因此，在國務會議結束後，一場關於圍攻馬耳他的法令已經頒布下去。艦隊司令皮雅利（Piali Pasha）134和陸軍帕夏穆斯塔法（Mustafa）135完全領悟了蘇丹圍攻馬耳他的戰略意圖。所有關於這場戰爭的籌備將在來年春季完成。
馬耳他群島比較特別，它主要由戈佐島（Gozo，位於馬耳他島西北，是馬耳他的第二大島）和馬耳他兩個重要的小島組成。相比之下，後者比前者要大得多——後者長29千米，寬14.5千米，而前者長不足14千米，寬約7千米。這兩個島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們在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軸線上，中間被一道狹窄的海峽分開。馬耳他群島扼守著東西方海上運輸的必經之路，因為它位於西西裏島以南80千米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從直布羅陀到馬耳他群島的距離，同馬耳他群島到塞浦路斯的距離竟然是大致相等的。
馬耳他群島在1530年的時候，曾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136贈予著名的聖約翰騎士團（醫院騎士團）。贈予的目的在於，“以便他們能夠安寧地執行其宗教義務，保護基督教社區的利益，憑借其力量與武器打擊神聖信仰的敵人”。這是表麵上的，實際上查理五世不是如此慷慨之人，聖約翰騎士團在8年前被奧斯曼帝國蘇萊曼一世的20萬大軍驅逐出羅得島，一直處於居無定所的狀態，查理五世的“援助之手”是有條件的：首先，騎士團每年必須得向西西裏總督進貢一隻鷹；其次，得保證不與西班牙開戰；特別是最後一條，看起來是一種類似口頭的約定，查理五世將這支作戰英勇無比的騎士團放在柏柏裏海岸線上，目的就是用這支騎士團防禦野心十足的伊斯蘭國家。查理五世除了贈予馬耳他群島處，還贈予了位於北非的的黎波裏（Tripoli）137港口，它是基督徒的前哨站，周圍環伺著充滿敵意的伊斯蘭國家，這既是查理五世的慷慨，又是查理五世的聰明之處。
當時，年邁的聖約翰騎士團團長菲利普·維利耶·德利勒―亞當（Philippe Villiers de L''''Isle-Adam，1464—1534年，第44任大團長）心存憂慮，他擔心再次出現“特洛伊木馬屠城”的悲劇138，因此對來自查理五世的詔令表現得猶豫不決。當他看到派往馬耳他群島調查情況的委員會發回的報告內容後，這份猶豫就更深了。
英國曆史學家厄恩利·布拉德福德（Ernle Bradford，在地中海和海軍曆史方麵頗有研究）在其著作《大圍攻：馬耳他1565》中較為完整地記錄了這份報告：“馬耳他島，布滿柔軟的砂岩，總長6～7裏格（用於航海計程的一種單位，1裏格大約相當於5557米），寬3～4裏格。島上僅覆蓋著一層3～4英尺厚的土壤，亂石密布，不適合種植穀物及其他糧食作物……島上出產大量的無花果、甜瓜以及其他不同種類的水果，當地居民用來換取糧食的主要交易物包括蜂蜜、棉花和枯茗（孜然）。不過，除了中部幾口泉眼之外，全島再無活水甚至水井，島民不得不自建蓄水池用於彌補水源不足……”
我們能夠理解這位年邁的騎士團團長的心情，因為馬耳他群島與羅得島相比，簡直差得太遠了。羅得島是地中海上最宜居的島嶼之一，那裏土地肥沃又富饒多產。在厄恩利·布拉德福德的筆下，好在馬耳他群島的“東部有許多小海灣和入口可供利用，還有兩座深水良港，足以容納世上最大的艦隊。不幸的是，其防護措施極為不足：一座名為聖安傑洛的小城堡拱衛著最大的港灣，但僅裝備了3門小型火炮以及幾門臼炮（一種短身管炮，主要用於破壞堅固工事，是迫擊炮的前身）”。
如果不是因為馬耳他島上有兩座良港，聖約翰騎士團應該不會選擇它。不過，他們應該早就知道良港的存在，歐洲海上戰事以及聖約翰騎士團賴以生存的技能之一——“組織化的海盜行為”決定了其擁有一座良港的重要性。況且，這兩座良港的重要程度，除了西西裏島上的錫拉庫薩和意大利南部的塔蘭托外，幾乎沒有其他港口能比得上了。
有沒有其他原因讓聖約翰騎士團決定選擇馬耳他群島呢？在艾爾弗雷德·馬漢的著名理論裏，國民意識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馬耳他群島上大約有1.2萬名居民，他們大多是貧困的農民，說著一種阿拉伯語的方言。在戈佐島上大約有5000名居民，他們大多數是原住居民，住在原始的村落裏。這裏時常遭受穆斯林海盜的襲擾，也就是說，他們對海盜一事已經司空見慣，在他們的意識裏早就明白海權的重要性。因此，一旦有更強的海上力量入駐，他們不會有排斥心理，能與之很好地相處，而聖約翰騎士團符合他們的認識。
就算聖約翰騎士團沒有考慮上述兩方麵的因素，他們也隻能選擇馬耳他群島了。在長達7年多的時間裏，他們都為沒有安身之所而苦惱，歐洲的許多國家雖然對這支驍勇的軍事力量抱以某種認可的態度，但是一旦涉及富饒之地，都不考慮支持。這些富饒之地包括梅諾卡島（Minorca，地中海西部巴利阿裏群島的第二大島）、伊斯基亞島（Ischia，位於那不勒斯灣西北部的第勒尼安海）、伊維薩島（Ibiza，地中海西部巴利阿裏群島的一座小島）。歐洲國家擔心的是騎士團的成員複雜，他們大都從歐洲各國招募而來，直接對教皇宣誓效忠，無須對本國保持忠誠。誠然，他們要“遵守不得與基督徒自相殘殺的規定，隻能與穆斯林敵人作戰”。然而，隨著16世紀民族主義成為歐洲事務的主導趨勢，像騎士團這樣的跨國基督教教團組織的受信任度已經受到削減，騎士團越強大，受到的猜忌就越嚴重。多年的居無定所會讓騎士團逐漸分崩離析，年邁的老團長別無選擇，他內心十分清楚，隻能讓騎士團入駐馬耳他群島了，至於的黎波裏就當是額外的福利吧！
1530年秋，聖約翰騎士團從西西裏啟程，穿過馬耳他海峽後上島定居下來。馬耳他的農民對這支新入駐的群體可能不是太在乎，因為他們的生活已經不堪重負了。他們也沒有對野蠻的穆斯林海盜能被這支新入駐的群體擊敗抱有多大的希望，倒是島上的貴族們（主要包括馬杜卡斯、伊瓜納斯、希貝拉斯等家族）對騎士團的到來欣然接受。
一名馬耳他的曆史學家對聖約翰騎士團進駐馬耳他群島的情形做了記述。不過，這位曆史學家的記述帶有明顯的個人偏見，這也不能怪他，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主要作品有《羅馬帝國的衰亡史》）曾說過：“騎士身為上帝之仆，恥於偷生而樂於效死。”139
時代會賦予個人或群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但16世紀中葉，騎士團的價值已經與社會格格不入了。在關於馬耳他的這場戰爭中，盡管騎士們登上了榮耀的巔峰，這依舊是一種回光返照的跡象罷了。因此，我們對這位不知名的馬耳他曆史學家的記述不必大驚小怪。布拉德福德在其著作中寫道：“當騎士們來到馬耳他島的時候，他們所固有的宗教內核已經衰敗沒落了。他們的禁欲誓言經常被認為隻是形式上的，而且他們之所以引人注目隻是由於他們舉止傲慢且物欲熏心。另外，馬耳他人早已習慣被當作自由民對待，故而對於自身的政治自由被讓給騎士團這一點憤恨不已……所以，說馬耳他人與他們的新統治者之間毫無情誼也並不奇怪。”
無論哪種說法，都改變不了騎士團入駐馬耳他群島的事實。當地居民還驚奇地發現，騎士團對這個群島似乎不感興趣，他們的主要營生在海上，更願意駐紮在一個叫比爾古（Birgu，位於馬耳他大港東南岸，今維托裏奧薩）的小漁村裏。原來，這個小漁村位於如今大港灣的入口處。他們在這裏修複和擴建防禦工事；在狹窄的街道裏興建議事、社交中心——一般被稱為“會館（Auberge）”或者“客棧”；在島上修建、布置和完善醫院——醫院騎士團的作用和功績想來不會被忽視140……這一套完整的營生體係主要取決於騎士團在羅得島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島嶼生存經驗。因此，在馬耳他群島所進行的一切，可以看作是對羅得島營生模式的複製。
1291年，巴勒斯坦的最後一座基督教堡壘陷落後，聖約翰騎士團被迫遷往塞浦路斯，1310年遷至羅得島。在兩個多世紀後，即1522年，奧斯曼帝國的蘇萊曼一世發起大圍攻，將他們趕出了羅得島。因此，能否在馬耳他群島站住腳跟，騎士團將麵臨巨大的挑戰。應該說，騎士團的成員都是地中海最好的水手，他們就像“一支刺向土耳其海岸的矛”。當他們置身於海上時，就是一支勇猛無比的信仰基督的海上利劍。
值得說明的是，1530年騎士團團長德利勒―亞當率部遷往馬耳他群島後，下一任團長讓·帕裏佐·德拉瓦萊特（Jean Parisot de la Valette）141將聖約翰騎士團帶向了榮耀的巔峰。為了對付這個強勁的敵人，蘇萊曼一世決定傾其所能組建一支最厲害的陸軍和一支最龐大的艦隊，共同消滅騎士團。
德拉瓦萊特堅韌不拔、心無旁騖，一心致力於騎士團的經營，他20歲就加入了聖約翰騎士團，是第一代圖盧茲伯爵142的後裔，其先祖追隨過法國路易九世，因在第7次和第8次十字軍東征中表現英勇頗具威望。德拉瓦萊特曾被俘，淪為奧斯曼帝國的槳帆船劃槳奴，1551年又在與海盜阿巴德―烏爾―拉赫曼·庫斯特―阿裏（Abd-ur-Rahman Kust-Aly）的作戰中身負重傷，再次被俘，這些悲慘經曆讓他練就了更加堅忍的毅力。在那個年代裏，能夠在地中海上冒險並存活下來的就是王者。根據一位叫巴拉斯·德拉佩內（Barras de la Penne）的法國海軍軍官的描述，劃槳奴的生活是充滿了艱辛的。
布拉德福德在《大圍攻：馬耳他1565》中寫道：“沒有足夠的空間將身體舒展開來睡覺，因為每一排槳座上安置了7個人。這意味著，他們作息在10英尺長、4英尺寬的空間內。在船頭，大約30個水手被安頓在船艏平台下的底層空間中，那是一個10英尺長、8英尺寬的長方形區域。船艉的船長和軍官的生活條件也好不到哪去。木塊與繩索的嘎吱聲，水手們的喧嘩聲，劃槳奴隸們的可怕詛咒聲，木材的呻吟聲混雜著鎖鏈的叮當聲。風平浪靜之時，槳帆船也自有其不便之處，比如船體裏的惡臭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從早到晚都用煙葉塞住自己的鼻孔，就算如此，這種惡臭也無法逃避。”
至於遭受到的非人折磨自然是家常便飯了，根據一個叫讓·馬泰勒·德貝熱拉克（Jean Marteille de Bergerac）的法國人的描述：“每六個人被鎖在一條長凳上，這些長凳4英尺寬，周圍是塞滿了羊毛的麻袋，上方覆蓋著一直垂至甲板的羊皮。管理劃槳奴隸的軍官與船長待在船艉以便接收命令。此外還有兩名下級官員，一個在船中部，另一個在船艏。兩人都配有皮鞭用來鞭笞赤身裸體的奴隸們。當船長發出劃船的命令後，軍官就用掛在脖子上的銀哨吹響信號，下級官員們再重複他的信號，很快50支槳便整齊劃一地擊打著水麵。可以想象這樣一幅畫麵：6個人被鎖在一條長凳上，一絲不掛猶如剛出生一樣，一隻腳搭在腳蹬板上，另外一隻腳抬起並頂在前方的長凳上，支撐著他們手中沉重的船槳，他們向後伸長軀體，同時伸出手臂推動船槳並避免碰到前排奴隸的後背……有時奴隸們要連續不斷地劃上10、12甚至20個小時而沒有一絲一毫的歇息。在這種情況下，軍官會來回走動並把浸過酒的麵包片塞到這些不幸的槳手的嘴裏，以防他們昏厥過去。然後船長會要求軍官們加倍吹哨。如果奴隸當中有人筋疲力盡劃不動了，那麼他就會一直受鞭笞直至他看起來已經死了，然後被隨意地拋入大海。”143
讓·馬泰勒·德貝熱拉克在1451年後的半個世紀，在加萊船（Galley）——大型槳帆戰艦——上同樣遭受到大團長所遭受的“待遇”，因此他的記載非常生動形象。當時在地中海慣用的加萊船因航行速度較快、配備火力較易等特點而被廣泛使用，許多因掠奪或被俘的人員也會在加萊船上服刑，遭受到非人的虐待。其他相關論述也可參閱科林·伍達德（Colin Woodard）的《海盜共和國》一書，裏麵有詳細的關於虐待“被俘”人員的描述。有關加萊船的詳細論述可參閱埃德蒙·朱裏安·德拉·格拉維埃（Edmond Jurien De La Graviere），所著的《馬耳他騎士團和腓力二世的海軍》（Les Chevaliers de Malte et la Marine de Philippe Ⅱ）。馬耳他能被騎士團守住，其擁有的加萊船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