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2年6月4日至8日的中途島海戰讓日本品嚐到被殺戮的滋味。
氣急敗壞的日本人對投降者以及手無寸鐵的俘虜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和折磨，這在日軍士兵中幾乎是普遍的行為，在中國、菲律賓和太平洋戰場皆是如此。
戰爭情況下，避免不了殺戮。但這與借助戰爭施以暴行的行為來講，又是兩回事。應該說，日本人暴行的頻率遠高於英國人或美國人。“盟軍集中營和日本集中營之間毫無可比之處，後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醫藥實驗和例行的射殺俘虜行為。”
當然，美國人實際上殺死了更多的日本人，例如對日本城市的轟炸，和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襲擊。維克托·漢森認為：“但是在美國人眼裏，無差別的地毯式轟炸作戰和謀殺戰俘並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徹底的西方式戰爭特點，源自古希臘在光天化日之下挑選場地進行殺戮的習俗。這種習俗在羅馬時代得到發展，在中世紀得到進化，在基督教世界中依舊存在，這是關於正義戰爭的概念。”
具體來說，“盟軍也進行了大規模殲滅敵人的行動，但那幾乎都是通過公開和直接的進攻完成的，並事先表明了自己的意圖。這樣的大規模攻擊往往是報複性的，盟軍會在敵人的火力下發動攻擊，而不是在營地裏偷襲，或是停火後背信棄義地進攻。日本的防空火力和戰鬥機會嚐試射擊跳傘的敵軍轟炸機機組，這些人被迫在敵占區著陸後，經常會被日本人處決”。301
不過，在日本人看來，他們不會覺得屠殺有什麼不妥。美國人會認為，“隻要他們在轟炸時，是在實際的火力對射中殺死敵人，同時將轟炸這種方法作為破壞日本帝國軍事工業基礎的努力之一，那一切幾乎就和正麵戰鬥沒什麼不同”。日本人的思路則與此相反，“他們隻會計算轟炸中死亡的人數，然後指出，成千上萬死於美軍轟炸的本國無辜公民，要比日本戰俘營裏審訊者和警衛處決、肢解的美國俘虜多得多”。
這其實就是日本與西方思想衝突的分歧，或者說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譬如，在歐洲人登陸美洲後，那個著名的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會因為阿茲特克屠殺俘虜而義憤填膺，但是他們自己會覺得，激烈交戰中從後方追殺數千缺乏防護的土著人的行為則顯得十分正當。這就是說，站在美國人的立場而言，這種差異體現了軍事理性的完美。在戰場上進行的殺戮與非戰場上進行的殺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具體來說，當美國人使用燃燒彈進行轟炸的戰術，僅在1945年3月的一周之內就燒死居住在東京的日本士兵、工人和市民20萬人，與此同時，美國人又將日本戰俘安置到美國內陸相對人道主義的戰俘營，這兩種行為可看作軍事上的理性。不過，對日本人來說，“屠殺墜機的B-29飛行員的舉動，隻不過是為他們幾十萬被燒死同胞進行的一次小小報複”。當然，這絕不是為了給殺戮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而是站在意識形態的層麵，討論中途島海戰背後日本個人主義浸透在國家意識形態之中的複雜性及要義，繼而指向可怕的殺戮根源。
崛越二郎、奧宮正武在《零戰》裏有這樣的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最初6個月裏，敵軍和日本船艦的損失比例，完全實現了海軍“理想戰鬥條件”的內容，即“隻在擁有製空權的條件下，進行一場決定性海戰”。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10年裏，日本海航飛行員一直被灌輸這樣的理念——在掌握製空權的情況下進行海上交戰一定會取得勝利。太平洋戰爭初期階段的神奇戰果，很好地支持了這樣的信念。
上述內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分析價值。這份來自“理想戰鬥條件”的自信竟然讓日本人對俘虜有了毫無理由的殘忍殺戮行為，因為他們會認為凡是投降者都是懦夫。以珍珠港事件後的威克島海戰（1941年）為例，那些被日軍俘獲的美軍水兵下場極慘，在將這些俘虜用船運回日本和中國的集中營之前，日本人通常會用棍棒猛烈擊打他們。這還是輕的，在日本人看來，嚴重的刑罰是先讓數名俘虜站在甲板上，然後在所謂斬首儀式的名義下施以斬首。最後歡呼雀躍的日本水兵會將死者的身體進行肢解，並將它們扔向大海。
日本人的這種殘暴行為除了所謂“懦夫”的因素，還源自內心的種族仇恨，這不難解釋，對極端主義者來說，這是很好的理由。另外，日本軍國主義者往往對古代軍事禮儀中的武士道核心理念缺乏理解，他們更願意歪曲，認為隻有殺戮才能解決一切問題。某種程度上出於對歐洲人長期殖民亞洲壓抑的憤怒，也是其殘暴的因素。日本人將這種行為放置到中途島海戰中，足以看出參戰人員心理的高度緊張和亢奮，特別是這種暴虐、殘忍的戰爭方式受到美英同盟的反擊後，表現得更為明顯。更人神共憤的是，在戰場殺戮結束後，日本人對投降者、手無寸鐵的俘虜或是平民的屠殺和折磨，幾乎是最為普遍的行為。這種行為不限於太平洋戰場，在中國、菲律賓等地都是如此。
2
直到1945年為止，日本從未被西方人殖民或征服過。首要的原因在於，這個島國與歐洲之間的距離遙遠，且親近“秉持孤立主義和內向型做法的19世紀的美國”，以及缺乏誘人的土地和充足的資源（包括日本重要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軒等學者型的人物，他們認為像北海道這樣的地區完全屬於窮鄉僻壤）。加之數量龐大的饑餓人口，這都使得日本對西方征服者不具備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