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與劉半農（1891—1934）先生邂逅，大概是在我的高中時代。
那時，我對現代詩頗感興趣，課餘時間找了不少現代作家所寫的新詩來讀，其中就包括劉半農那首著名的白話詩《教我如何不想她》。
後來又聽說這個“她”字竟然是劉半農“造”出來的，更是讓我大吃一驚。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其實在中國古代早已有“她”這個字，隻不過是個生僻字，發音讀作jiě，義同“姐”，而且在古代漢語中，不分人與物，也不分陰與陽，第三人稱代詞一律用“他”。但在現代漢語中，劉半農則提倡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稱女性，發音讀作tā，並專門發表了《“她”字問題》（1920年6月6日作）來明確闡述其觀點。所以更嚴謹的說法或許是：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她”字（音、形、義的統一體）才是劉半農創造和發明的。
沒想到時隔多年，我和半農先生的再次相遇，卻是因為“偵探小說”。
幾年前，我廣為搜羅各種有關民國偵探小說的研究資料，讀到了民國通俗小說研究大家魏紹昌（1922—2000）先生的代表作《我看鴛鴦蝴蝶派》（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10月）。書中《質變的典型》一章，提及了張天翼（張無諍）和劉半農（半儂）在文學生涯早期的通俗小說創作，我這才知道他二人還曾創作過偵探小說。
相比於張天翼，劉半農的偵探小說數量就有點少了，此次整理的《劉半農偵探小說集》主要收錄了劉半農以“半儂”“半”為筆名創作的白話短篇偵探小說《假發》、“捕快老王”係列文言短篇偵探小說《匕首》《淡娥》，以及“福爾摩斯探案”仿作《福爾摩斯大失敗》（共五案）。
其中，《假發》是劉半農唯一一篇用白話創作的偵探小說，以“我”為視角講述了一起發生在新劇社裏的“假發”被竊案。一般認為，《假發》中所述內容即是劉半農的親身經曆，但我始終對這點存疑。以我個人所見，目前尚未見到明確支持該說辭的文獻記錄，故無法判斷其是否屬實。
我隻能說，劉半農之所以會寫《假發》，很可能與他早年在新劇社的經曆有關。
根據《劉半農大事年表》（劉小蕙《父親劉半農》附錄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記載：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劉半農不顧家人的反對，投身革命，到蘇北清江從軍，擔任文牘翻譯。1912年2月，清帝溥儀宣布退位後不久，因對軍隊內部混亂情況不滿，劉半農離開清江，返回江陰老家。2至3月間，他又與弟弟劉天華同往上海，應友人之邀在新劇團體開明劇社擔任編劇。
民國滑稽小說大師徐卓呆（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7月）第二十六章《頑童劉半農》中，曾談及二人的結識過程，也提到了劉半農早年在新劇社的經曆：
開明社假座大新街中華大戲院開演（即亦舞台原址，在漢口路轉角，現在是惠中旅舍）。上演的一天，我也到後台去觀光。其時他們在開幕之前，各人正忙著扮戲。李君磐便領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到我麵前說：“這一個頑童。請你給他化一化裝吧！”我便接受下來，給他畫了一副頑皮麵孔。我打聽他姓什麼，他說：“姓劉，江陰人。”
過了一個月，我在時事新報館，接到一封信，就是那個姓劉的江陰人寫給我的。他見我在時事新報上譯過一篇托爾斯泰的小說，他要打聽我根據的原本是否英文？他信上的署名叫劉半儂。我便告訴他：“我是從日本文譯的。”又過了幾天，劉半儂寄了兩篇譯的小說稿給我，托我在什麼地方發表。我把一篇登在時事新報，一篇給他介紹到中華書局的《小說界》雜誌去。
從此，他常有小說托我代為介紹。後來中華書局擴充編輯部，我辭去了時事新報而入中華編輯部，同時也把劉半儂介紹了進去。我們相處有好幾年，直到中華編輯部緊縮，大家才分手。劉半農就上北方去了。其時他才改名劉半農。人家隻曉得他是個文人，不曉得他也曾搞過話劇。
所以，我個人目前隻傾向於把《假發》看作是一篇根據真實經曆加工改編過的帶有自傳體性質的小說，可能由於正巧涉及一宗盜竊案，於是便順理成章地成了一篇偵探小說，然而其中真實成分幾何，哪些情節又是作者的精心杜撰，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不少有關劉半農的傳記，都言之鑿鑿地把此事完全認定為劉半農的親身經曆，並在傳記中直接把小說情節複述一遍，以小說內容去還原他當時在開明社的生活，我以為這是不大嚴謹和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