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不同的傳記中，盜竊假發的主謀“方某”和同謀“金某”的名字也各不相同：趙沛《劉半農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中叫“方嘉水”和“金寶堂”；朱洪《劉半農傳》（東方出版社，2007年3月）則沿用小說中的稱呼，也作“方某”“金某”；到了胡美鳳《流風：劉半農、劉天華、劉北茂三兄弟的家國情懷》（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7月）中又變成了“方玉才”和“金阿寶”，也不知到底孰是孰非。
如果以偵探小說的眼光來看，《假發》其實在尋找主謀的過程中有些過於巧合了，但有意思的地方是，被誣陷為賊的“我”，不但需要找出主謀，而且要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人贓並獲。這樣一來，“我”如何與主謀鬥智周旋，便成了小說後半部分的一個看點，讀來頗有些趣味。
而在劉半農為數不多的偵探小說中，能展現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偵探小說特點的，還要屬“捕快老王”係列。作為從古典公案小說向現代偵探小說過渡的中間產物，它兼具了“公案”和“偵探”的雙重要素。
小說中擔任偵探角色的老王雖然是衙門裏的“捕快”，但辦案時卻特別注重證據的收集和現場的勘驗，而不是想當然地拍腦袋斷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老王的笨徒弟，也即公案小說中常見的舊式公人的代表，隻靠懷疑，不問證據，甚至還要使疑犯屈打成招。
在勘驗現場時，老王對“足跡”等痕跡學方麵的內容格外關注，會運用邏輯推演來還原案發現場的情境。這一點充分體現了偵探小說的“現代性”，也說明“捕快老王”係列確實可以劃歸到“偵探小說”範圍之內。
除以上提到的偵探小說之外，《福爾摩斯大失敗》在發表時雖然標注的是“滑稽小說”，但因其在近現代“滑稽偵探”類型小說的譜係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也有必要整理出來。
晚清末期，以“福爾摩斯探案”為代表的一些歐美偵探小說被譯介到中國。漢譯作品激發了當時作家的創作熱情，一些以諷刺福爾摩斯在華辦案窘境為題材的仿作（同人小說）便以“滑稽小說”的形式率先登場了。
1904年12月18日，陳景韓（1878—1965）於《時報》發表“福爾摩斯探案”仿作《歇洛克來遊上海第一案》（署名“冷血戲作”），堪稱中國近現代“滑稽偵探”小說之肇始。
1905年2月13日，包天笑（1876—1973）又於《時報》發表《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接續冷血之作。之後陳、包二人便以接力的方式，分別創作了《嗎啡案》（歇洛克來華第三案）和《藏槍案》（歇洛克來華第四案），均刊於《時報》。
接著，煮夢生（1887—1914）《滑稽偵探》（改良小說社，1911年）、劉半農《福爾摩斯大失敗》、陳小蝶（1897—1989）《福爾摩斯之失敗》（1915年4月10日刊於《禮拜六》第四十五期）等同類小說相繼問世……大名鼎鼎的神探福爾摩斯來到中國，人生地不熟，處處碰壁，辦案也接連失敗，於是便上演了一出出滑稽可笑的戲碼。
清末民初眾多作家執筆的這一係列“囧探歇洛克”的失敗故事，通過異國背景的大偵探福爾摩斯的獨特視角，為讀者展現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也希望借此可以針砭時弊，喚醒民眾。
其實，劉半農尚寫過一篇題為《女偵探》（署名半儂）的文言短篇小說，1917年1月刊於《小說海》第三卷第一號，一些研究者隻看到題目中有“偵探”二字就將其算作偵探小說，不免有些望文生義了。
小說中並沒有什麼案件發生，實際上寫的是一個苦命女子在不幸淪落風塵之後，被政府收買為密探，跟蹤一位年輕有為的革命黨人，後來二人情投意合，遂決定攜手同遊東瀛，共築愛巢，以期學成歸國，再行其誌，倒是可以看作盛行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加戀愛”模式小說之先聲。
劉半農在創作偵探小說的同時，也翻譯了不少偵探小說，如與程小青（1893—1976）、周瘦鵑（1895—1968）、嚴獨鶴（1889—1968）等人合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中華書局，1916年5月初版）時，就負責翻譯了第二案《佛國寶》（今譯《四簽名》），而且還為整個“全集”撰寫了一篇“跋”，指出偵探小說具有一定科學啟蒙的作用。這一想法，與晚清以降將小說視為“開啟民智”的工具的思想不無關係。不過到後來，劉半農卻又視偵探小說為“消極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