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極為低下，勞動產品沒有剩餘，因而也談不上用剩餘產品去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後來，隨著分工的發展出現了剩餘產品，相應地產生了社會的共同需要。氏族首領作為社會組織的代表，集中分配一部分剩餘產品，用於滿足共同需要。原始社會後期出現的貢品、禮物便是財政關係的萌芽。
隨著勞動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剩餘產品逐漸增加，氏族首領開始憑借自身權力占有剩餘產品，私有製由此而產生，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階級，國家作為階級壓迫的工具也應運而生。這時，社會的共同需要變為統治階級的需要，國家作為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集中分配一部分剩餘產品，於是產生了財政。因此，雖然財政的產生同國家的出現相聯係，但其根本原因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財政產生以後，決定財政發展的根本原因還是經濟條件，而不是國家權力，“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其他暴力一樣，喪失了自己的權力”。
財政產生後，在各個社會形態中，其分配形式、作用範圍、規模和數量有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財政的發展。
在奴隸製中，奴隸主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和奴隸，奴隸的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全部歸奴隸主所有。這時，財政關係和一般分配過程沒有完全分開。奴隸主國家的支出主要包括軍事支出、維持政權機關運營的支出、王室的享用以及宗教祭祀支出等。奴隸主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直接占有奴隸的剩餘勞動，此外，其財政收入還包括附屬國和居民的貢品，但這部分貢品在奴隸主國家的收入中不占主要地位。由於奴隸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產品的分配一般采取實物的方式，因此財政分配也采取實物的形式。總的來說，奴隸製國家的財政關係和直接占有剩餘勞動的過程是混為一體的。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國家的財政收入和地主的地租逐漸分開，於是，財政關係與一般分配關係逐漸分開，國家的一般費用與維持各級官吏的生活費用也逐漸分開。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剩餘產品增長的結果。賦稅收入、官產收入和諸侯繳納的貢品及專賣收入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到了封建社會後期，開始出現國債這種籌資方式。財政支出包括軍事支出、行政開支、皇室享樂支出、宗教文化支出以及少量的農田水利建設支出。早期封建社會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隨著生產力的日益提高，商品經濟、貨幣關係也日益發展，與此相適應，財政分配的形式在封建社會早期以實物為主、貨幣為輔，到了封建社會中後期則以貨幣為主、實物為輔。例如中國古代稅賦從產生直到唐朝中期，主要繳納實物；公元780年開始，唐朝稅製實行“兩稅法”，以貨幣計稅，並以貨幣繳納。
資本主義打破了封建生產關係，市場經濟關係得到了充分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也大大提高。相應的，財政關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首先，資本主義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剩餘產品在社會總產品中的比重，從而為財政關係的擴大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國家承擔的社會職能在不斷增加，相應地提供公共產品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國家的財政不僅要給政府管理國家提供經費，而且要提供不可缺少的社會福利資金，甚至要承擔某些經濟投資。
二、現代財政
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大危機後，根據凱恩斯的國家幹預理論，財政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調節國民經濟的主要杠杆。財政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大為提高。在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有的已接近50%；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相比較而言，中國這一比重偏低（見表1-1、表1-2）。財政已成為資產階級政府用以擺脫經濟危機，對付通貨膨脹，克服高失業率的主要武器，“由於現代政府的巨大規模，沒有財政政策就等於宣布死亡”。
表1-1 世界部分國家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8年） （單位：%）
資料來源：Harvey S Rosen, Public Finance,6th ed.McGraw-Hill,2002,12.
表1-2 中國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2009年統計公報和2009年國家財政決算報告。
政府的職能是由財政支持的，因此財政規模與政府職能相關。政府執行公共職能，相應的財政就是公共財政。政府執行公共職能包含其經濟職能。政府的微觀經濟職能，即政府影響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方式；政府的宏觀經濟職能，即運用稅收、支出以及貨幣政策來影響就業總水平和價格總水平。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盡管政府職能限於公共職能，財政是公共財政，但絕不意味著財政規模不大，從其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可見財政在一國經濟中是舉足輕重的。
社會主義國家財政以公有製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製結構為基礎，代表著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服務。社會主義財政關係的物質內容是按照再生產的客觀需要在全社會範圍有計劃地分配剩餘產品，保證整個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國家財政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是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社會主義財政是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國家財政除了以國家權力為依托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外，還以資產所有權為依托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從國有企業取得的收入在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在國家的財政分配中，經濟建設支出所占的比重一般都高於資本主義國家。
總的說來，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國家財政的含義和公共財政的含義有不重合之處。例如公共財政把國家的全部經濟活動都歸結為公共財政，國家財政僅限於財政分配；再如公營經濟部門的活動也具有財政的性質，而國家財政分配雖然也要進入國有企業的財務分配領域，但企業的財務分配並不具有財政性質，其原因是在實行公共財政的西方國家，公營企業的範圍很小，僅限於公共部門，而我國國有企業麵廣量大；還有，我國國家財政承擔的經濟建設職能要比西方的公共財政大得多。現在我國已明確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在財政製度上轉向公共財政是不可扭轉的改革目標。
第三節 財政學的對象
財政學的研究對象既不同於研究全部生產關係的一般經濟學（如政治經濟學），也不同於以部門經濟活動為對象的部門經濟學（如國際經濟學），而是研究某一方麵經濟活動中的生產關係及其運行的規律。財政學的具體研究對象和範圍是隨著財政的發展及相應的財政學的發展而發展的。
一、財政學的建立和發展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在18世紀後期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創立，與此相聯係，財政學體係也在這時建立。
對政府財政問題的研究是經濟學最早的領域之一。早期的經濟學家都是從國家或君主的收支出發論述經濟問題的。在他們看來，經濟學不過是政府的“官房學”。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1623—1687年）在1662年發表了《賦稅論》，他把國家經費分為六個項目：① 軍費。② 官員俸祿和司法費用。③ 宗教事務經費。④ 大學及其他學校經費。⑤ 孤兒贍養費和無工作人員的生活救濟費。⑥ 修路架橋費用和其他公共福利費用。配第在這本書中分析了上述六項國家經費增加的原因、人民對賦稅的反對和稅收征課的辦法以及國家籌集資金的方式與手段，從而開創了財政學的先河。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另一位創始人亞當·斯密（1723—1790年）在其1776年發表的巨著《國富論》中也具體地論述了國家財政問題。恩格斯說，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了自己關於國民財富的本質和成因的著作，從而創立了財政學。在這以前，全部財政學都純粹是國家的；國家經濟被看作全部國家事務中的一個普通部門，從屬於國家本身”。亞當·斯密雖然主張經濟自由，政府不要幹預私人經濟活動，但同時又強調政府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他指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負有保衛本國安全、維持社會治安、建設和維持公共工程和公共事業的職責。為了使這些職能得到充分地行使，政府必須支出和籌集經費。為此，亞當·斯密詳細地分析了政府收入的來源，征稅的原則、方法與時間以及政府公債問題。以此為標誌，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走上曆史舞台。大衛·李嘉圖則以“賦稅論”為題直接從財政分配入手研究經濟學。
馬克思生前沒有寫出係統的財政理論，但他做了寫作財政學的計劃和準備。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製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資本、土地所有權、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他又列出了所要考察的“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其中前五個問題都同財政直接有關。在馬克思的研究順序中，財政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總體考察的分配關係來研究的。顯然，財政不能單純作為國家的職能來研究，應該把它放在社會再生產過程和關係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