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道:大部分人不願意“問是非”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會天然地以為“是非”早就被領導、前輩、組織、國家等等遠比自己強大的人或機構“問”過了，輪不到自己來問;二是當在某些地方產生了質疑，試圖去問一問是非時，卻發現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背後可能很複雜、也很麻煩，自己根本就問不起，結果就變得越來越“識趣”，越來越“懂規矩”了。
進而，劉東華論證了“問是非”的重要性，他在文章的最後呼籲道
我們所謂“先問是非，再論成敗”，不是“不論成敗”，而恰恰是為了在問清是非的前提下追求更大、更長遠的成功，是為了確保讓這個世界出現更多“是者成、非者敗”的喜劇而非“非者成、是者敗”的悲劇。可能有人會說，世上萬千事，如果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即使想問、敢問這個“是非”又該怎麼問?從哪裏問起?君不聞“人人心裏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隻要我們樂於並勇於對這個人心的“公道”負責，隻須三問即可丈量天下一切值得丈量的是非:這件事會傷害別人嗎?這件事會破壞我們的生存壞境嗎?這件事會危及我們的子孫賴以生存的未來嗎?
從關注成敗，到關注是非，生動地暗合了《中國企業家》二十五年成長的心路軌跡，大而言之，也喻示了幾十年間一個有產階層的集體覺醒。
在百年現代化的演進上，中國的知識分子欠企業家階層一個債:在多次的重大曆史時刻中，前者從來沒有為後者提供過合格的思想工具，以至於商業文明的進步一次次被打斷或發生倒退。讓人十分擔憂的是，這一狀況在今天似乎已經再次重演。今天，作為一本影響廣泛的商業雜誌，《中國企業家》正以自己的方式承擔責任，它的態度是建設性和理性的，它相信漸進的力量。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這本雜誌既是企業家命運沉浮的“記事本”，同時更是這個階層在思想上趨於進步和成熟的同行者。
(文/吳曉波，財經暢銷書作家，著有《大敗局》、《激蕩三十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