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五十五歲的曾國藩在家書中對曾國荃回顧了他一生的三次“為眾人所唾罵”及三次軍事大失敗：
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五年（1966年）十二月十八。]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對曾國荃回顧了平生“四大塹”：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鹹豐三年即1853年六月被趕出長沙）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即1850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鹹豐四年即1854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鹹豐五年即1855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六年（1967年）三月十二。]
綜合這兩封信，讓我們來曆數一下曾國藩平生的五大恥辱。
一、秀才考試被考官公開批責
第一次是“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這一年，二十一歲的曾國藩又一次參加秀才考試。也許是天資確實鈍拙，也許是父親兼老師曾麟書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曾國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孫山。道光十二年這一次，曾國藩考前下了苦功準備，考後也自覺發揮不錯。結果發榜之日，卻被學台（即湖南省學政，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懸牌（發布公告），責其“文理太淺”，以佾生注冊（“佾生”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獲“佾生”資格則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隻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
在一般人看來，獲得“佾生”資格也算是小有收獲，值得祝賀。曾國藩卻視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懸牌批責為奇恥大辱。回到家塾“利見齋”，他閉門不出，咬牙發憤。沒想到這一次“懸牌批責”，居然如當頭棒喝、醍醐灌頂，學了十六年也沒有學通的曾國藩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突破了父親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筆思路，文理大進。次年，第七次參加考試，終於中了秀才。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國藩一生功名的開場鑼。又一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中進士，點翰林，從此飛黃騰達。
二、“畫圖甚陋”遭同事譏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餘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另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傳統時代，人生的全部價值似乎都濃縮在升官發財四字之中。剛剛步入政治高層之際，曾國藩是十分興奮的。他寫家信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如此順利，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無自負地說：“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曾國藩全集·書信》，嶽麓書社，1990年。道光二十九年，致陳源兗書，第59頁。]
也就是說，不但我當初沒想到自己會升得這樣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沒有人敢做這樣大膽的預期。得意之態，溢於言表。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
比如這一首：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罍。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似驢非驢馬非馬，自增形影良可咍。
…………
這是寫給好友劉蓉的。意思是說，別看我現在身居廟堂之高，其實隻是廟堂之上一個沒用的小擺設。我既無法像漢代大臣汲黯那樣不顧性命直言進諫，也無法像張禹那樣，甘言媚世，謀取高位。天天這樣不上不下、非驢非馬地混日子，隻覺得自己麵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國情如失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