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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求名酒一千斛，轟醉王城百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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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寫給弟弟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做這麼一個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樣，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鄉，如同離了娘的小孩。愁悶極了，不如幹脆找幾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麼都不知道好了。
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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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癡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初四，也就是他升位實職副部長後十個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這樣的表示：“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唯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誌歸養，以行吾素。”
也就是說，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為於國計民生無補。如果幾個弟弟有誰能夠出來做官，家裏生計不至於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於官場了。
這樣的文字還有許多。在寫給陳源兗的信中，他說自己“時時有歸家奉養之誌”。鹹豐元年（1851年），在寫給歐陽兆熊的信中說自己近年來因“官牽私係，遂成廢物”，“本欲移疾歸去，不複屍素此間，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責稍多，賈豎未能貰我，以是濡滯計期。歲以內，終當蟬蛻，不顧從子於萬山中耳。”[《曾國藩全集·書信》，第73頁。]也就是說，本想回家奉養父母，但是欠債太多，籌不到路費。不過不久之後，總會克服困難，返回家鄉。在複江忠源信中也說：“計期歲內外，亦且移疾歸去，閉關養屙，娛奉雙親。自審精神魄力，誠不足任天下之重，無為久虱此間，赧然人上也。”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是一個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腐敗已經滲透到帝國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髒，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曆史上以儉樸聞名，據故宮現存的畫像看，道光皇帝確實節儉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為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遝，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他們謹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針，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朝卻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裏的乘客，眼看著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隻有曾國藩鬱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多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卷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之中。那一年，他結識了後來的名將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時，他對朋友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第9頁。]可見，他已知大亂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時，他隻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職位，並不像想象的那樣可以呼風喚雨。曾國藩發現，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氣氛下，他雖然身為副部長，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動大清王朝進行根本改革，沒有任何可能。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根本不予考慮。
這種汙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他的書信文章中，充滿了牢騷、憤懣和無奈。曾國藩對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曾國藩全集·書信》，複黃淳熙，第431頁。]也就是說，他做官有年，飽知官場習態。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寬大優容的樣子，來培養自己的人氣。在下者辦事一味軟媚求同，打圓場，做老好人。他後來對劉蓉說：“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曾國藩全集·書信》，第2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