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二三十年以來，官場形成一種黑白不辨、不痛不癢的含混作風。偶爾有人批評這種作風，則大家相與議論，說他不懂事，好顯擺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員時，對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辦理團練，又遇到幾個有實權的人，不許我觸及他們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再謙遜退讓，則一事無成。而且這麼多年來，心裏也憋著一股火，於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麼多。
他又說：“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國藩看來，官場風氣敗壞已極，隨波逐流，斷難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變官場風氣，“痛懲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剛至猛的辦事風格，給渾渾噩噩的湖南官場一個震動，打破這個死氣沉沉的鐵屋。他哪裏知道，這些地方官員，雖然辦起正事昏聵糊塗，但是壞起事來，個個都是行家裏手。一場大風波不久就到來了。
（三）
風波的觸發點是練兵。
曾國藩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但是他畢竟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加之他以經世致用為誌，對國家的武裝情況有較一般人遠為深入而全麵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這支大清軍隊，打敗太平軍是不可能的。因為晚清的國家軍隊是一支沒有靈魂的、沒有“天良”、沒有精神力量的軍隊。曾國藩說過：“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
要挽救這個國家，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在接奉聖旨後的第十天，曾國藩就複奏，要在長沙創建一支新的軍隊。
曾國藩練兵，首重給軍隊注入“良心”和“靈魂”。他在中國軍事史上首先發明了“政治教育”。創立湘軍之後，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軍隊召集到操場上，進行政治動員。他親自訓話，用“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錢，不怕死”的嶽飛精神激勵將士，教育他們忠君愛國，不得擾民。
這當然是好事，但問題是曾國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和各地的國家軍隊一樣，駐長沙的綠營軍，軍紀廢弛、四處擾民，讓全長沙頭疼。曾國藩命令駐省的正規軍隊每三、八兩日，與湘軍一起“會操”。曾國藩說：“傳喚（綠）營兵，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從而開啟他們的天良。他為了喚醒這些兵痞的良心，確實也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黠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其目的：“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曾國藩全集·書信》，與張亮基，第208頁。]
這一利國利軍之舉，卻差點讓曾國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慣例是文官不管軍隊的日常事務。即使是巡撫這樣的實權大官，也不會具體過問軍隊的日常操練。文官們雖然痛恨曾國藩，但也隻能形於辭色。性情粗野的軍人們卻沒有這麼好的脾氣，他們立刻付諸行動。
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他在太平軍進攻湖南時曾臨陣脫逃，此時麵對曾國藩卻很勇敢。他不僅帶頭抵製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唇鼓舌，四處鼓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行事至剛的曾國藩立刻給皇帝上了個折子，彈劾清德，並猛烈抨擊湖南駐軍“將士畏葸，疲玩已成痼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勵之術”。尚方寶劍很快顯示了威力，鹹豐皇帝立刻將清德革職拿辦。這是曾國藩出山之後，與湖南官場發生的第一次正式衝突。
從表麵上看，曾國藩在這次衝突中取得大勝，實際上，失敗的隱患已根植在這場“大勝”之中。
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常在河邊走，誰能不濕鞋？隻有彼此掩蓋，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大家的集體安全。動輒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駐湖南最高軍事長官鮑起豹更是伺機報複，而機會也很快就來了。
綠營軍看著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麼看怎麼不順眼，經常借故與湘勇發生械鬥。八月初四，鮑起豹的衛隊又尋釁攻打湘勇，雙方各有負傷。
軍隊沒有紀律，何以平賊？何以安民？曾國藩向鮑起豹發去文書，要求他逮捕帶頭鬧事的綠營兵，以杜絕私鬥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