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一定之規，那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先取上遊，再規下遊”。從長江上遊向下打起，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拔釘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勸，曾國藩就是不為所動。這讓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扼腕長歎。
曾國藩平生長於自省，因此對自己用兵的長與短，心裏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國藩剿撚欠效，在《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折》中，就這樣談到自己的用兵問題：
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製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餘年來，中國人對曾國藩不斷進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無缺的聖人。事實上，曾國藩凡事都追求最紮實、最徹底，固然把風險降到了最低，但也大大影響了效率。而左宗棠總是在尋找效率最高的途徑，在適當的時候，他絕不害怕冒險。因此，兩個人的軍事思想經常發生衝突。左宗棠批評“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確有七分道理。
二、第一次斷交
（一）
截至鹹豐七年（1857年）以前，雖然曾、左二人的關係時晴時陰，疙瘩不斷，風波迭起，但是與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那次大衝突相比，一切都無足輕重了。
鹹豐七年前後是曾國藩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之一。此時，他創立的湘軍已經轉戰三載，屢立戰功，但是處境越來越尷尬：由於皇帝對他抱有防範心理，不肯給他以督撫地位，使他領兵三載，一直孤懸客處，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特別是在江西期間，由於手中沒有行政權力，雖然湘軍為保衛江西終日苦戰，但仍然被江西通省視為額外負擔，始終受到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淩，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以至在與劉蓉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話：
所至齟齬，百不遂誌。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鹹豐七年二月初四去世。得到這個消息，曾國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道陳請開缺的奏折後，不待皇帝批複，即於二月二十一起程回家，為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為領兵大臣，擅自離開軍營，是一件嚴重違反軍紀的事。一貫以忠貞自誓的曾國藩在軍事危急之際做出這個決定，確實顯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曾國藩此舉，實屬迫不得已。他是想通過此舉，表達對清政府的不滿，也想借這個機會，向皇帝申明自己所處“極不得位”的真實處境。鹹豐皇帝雖然頗為震怒，但是他對曾國藩的艱難處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撫駱秉章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不斷為曾國藩說情，遂傳旨給假三個月，委軍一事免於追究。朋友當中，胡林翼、吳敏樹等都對曾國藩的舉動表示理解，多次去信對曾國藩加以安慰，吳敏樹在信中說：
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
按理說，在曾氏如此困難之際，作為朋友，左宗棠對曾氏應該加以理解安慰才對。但是左宗棠在這個當口，寄來了一封信，對曾國藩大義凜然地加以嚴厲批評。
信的開頭，左宗棠就劈頭蓋臉地從儒家倫理原則高度出發，批評曾國藩委軍歸家，是不忠不義、不負責任的表現：
《綱目》一書，於奪情題後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截了當，更無可疑……
接下來，左宗棠又嬉笑怒罵，捎帶嘲諷了曾國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於兵事，誠不敢謂其有功無過，然竭其心與力所可到而黽勉為之，此念尚可見諒於朝廷……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區區之愚，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
意思是說，你曾國藩領兵打仗，本來就犯了許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這次你這番舉動，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懷疑了。你是不是聽我的勸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軍奔喪，則非禮非義，我不能不嚴肅批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