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自我完善，首先當然就要抓緊時間，不能再“閑遊荒業”“閑談荒功”“溺情於奕”。從十月二日起，曾國藩給自己規定了以下基本學習日程：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這是必須完成的課程下限，除此之外，他還每日讀《易》，練習作文，整個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
但是，一個人想一下子改掉久已養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曾國藩為人交遊甚廣，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雖然立下誌向，但是難免有因為交遊影響學習的事發生。比如當年十月十七，曾國藩早起讀完《易經》，出門拜客，又到杜蘭溪家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參加完婚禮後，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於是又順便到何家慶生，飯後又在何子敬的熱情挽留下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對自己下午沒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費了這麼多時間進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實可以不去，但還是去了。這就說明自己立誌不堅，行動不能斬釘截鐵。“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決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他上午到陳岱雲處給陳母拜壽。飯後本打算回家學習，結果在朋友的勸說下一起到何子貞家去玩，在那裏和人下了一局圍棋，接著又旁觀了一局。在看別人下棋時，他內心進行著激烈的“天人交戰”。一方麵是想放縱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麵卻是不斷想起自己許下的種種諾言。終於，一盤觀戰未了，他戰勝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讀兌卦”。
曾國藩在日記中曾經深入分析過自己為什麼如此熱衷於交遊往來。他發現，有一些社交活動當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則是可去可不去。問題就出在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動他多半都參加了。這裏麵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己因為想建立“為人周到”、“好交好為”的名聲，也就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另一個，則是因為自己性好熱鬧，在家裏坐不住。
分析之後，他下決心縮小社交圈子，改變在朋友中的形象，以節約社交時間用於學習和自修。但因為以前交遊太廣，不可能一下子切斷許多社會關係，所以必須采取漸進方式：“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
征逐之習可漸改，意氣之過則須立克。曾國藩修身之始，另一個著力點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氣。
和大多數初入社會的青年一樣，剛到北京的曾國藩待人天真，秉性拙直。一旦成為朋友，就掏心輸肝，同時也要求對方對他毫無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離感和分寸感。曾國藩既然以“聖人”自期，也不自覺地以聖人標準要求朋友，經常說話過於直接，不留餘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與朋友發生衝突。這個缺點，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日記：“岱雲……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人，隨分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陳岱雲的這番話，顯然是針對他與鄭小珊打架一事而發。鄭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鄉，同為京官，年長曾國藩近十歲。他精通醫術，常為曾國藩家人診病，因此與曾國藩往來十分密切，因為一件小事，鄭小珊對曾國藩口出“慢言”。曾國藩與這樣一個同鄉兼前輩而口角起來，破口大罵，並且用語極髒，這無論如何都應有反省之處。
儒學要求一個人在與他人發生衝突時，首先從自己身上找根源。十月初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條分縷析地自省：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今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願，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儒家說，改過要勇，更要速。反省到了這一點，曾國藩馬上上門認錯。在給弟弟的信中，他說：
餘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餘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