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隻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所以手段便非同尋常。
（三）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韌不拔之誌。
心理學家費約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要求三群學生舉起重物，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他對第一群人什麼都沒有說。對第二群人說的是：“想看看你們誰最有耐力。”對第三群人，他則說：“你們舉起的這些東西關係重大，因為上麵的導線連著一個電網。如果你們一放下手，這個城市就要斷電。為了朋友和家人，你們一定要多舉一會兒。”
結果，第一群人平均舉了十分鍾；第二群人竭盡全力，平均堅持了十五分鍾；第三群人，卻平均堅持了二十分鍾。[袁振國：《性格與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可見，人的能力發揮多少，與對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
因此，“立誌”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誌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托庇者眾。誠信則置趾甚固，結構甚牢。”隻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麵蓋起宏偉壯大的生命之殿。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誌向。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而曾國藩直接把目標鎖定在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地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占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身之誌。他說：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
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以“完人”為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第一個要訣，就是立誌高遠。這一誌向，驅動他一生不在小誘惑、小目標麵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難麵前都不苟且，不退縮。促使他“洗除舊日晻昧卑汙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
（四）
有了誌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誌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誌向。
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立誌自新之日起，曾國藩就開始了對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辦法是“日課”。他每天從起床到睡覺，吃喝拉撒睡，都進行自我監督。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監督檢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要甄別出來，記載下來，深刻反省。
這個方法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理學家們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當時京師著名的理學家蒙古正紅旗人倭仁就以日課認真嚴肅聞名。曾國藩曾這樣描述倭仁的日課：“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起，曾國藩開始學著倭仁開始日課。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介紹說：
餘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餘向來有無恒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恒矣……
上一節我們提到，青年曾國藩身上有三大缺點：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養不佳；與人交往虛偽不實，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當然首先就從這三端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