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歲前是庸人
（一）
曾國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鄉縣大界白楊坪。地處離縣城一百三十裏的群山之中，雖山清水秀、風景不惡，但交通不便、消息閉塞。曾國藩在詩中說這裏“世自癡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2008年4月，我去探訪這個地方，發現它到現在似乎也不怎麼需要與外界打交道，班車次數極少。我從韶山出發，居然輾轉顛簸了整整一天，換了五次車（包括摩的），才到達這裏。在晚清時代，這裏的閉塞程度更可想而知。在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之前，幾百年間，這裏連個秀才也沒出過。不但“無以學業發明者”，而且沒有出現過大富大貴之族，可以說是一處被世界所遺忘的角落。
傳統時代，農民們想要擺脫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幾乎隻有供子弟讀書一途。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後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孫們靠讀書走出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長子曾麟書讀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然而，曾麟書資質實在太差，雖然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兀兀窮年，攻讀不懈，卻連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敗了。
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背負著上兩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智力似乎確實不好，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曾家已經習慣了考試失敗後的沮喪氣氛，他們幾乎要認命了。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回路轉。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雞變鳳凰，成了方圓幾十裏的第一大戶。
雖然躍過了龍門，但此時的曾國藩整個眼眶裏隻裝得下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庸鄙的鄉下讀書人並無本質不同。在白楊坪這個小天地裏成長起來的曾國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過往不過是些鄙儒，其中甚至還有“損友”。[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兄嚐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進京為官以前，曾國藩耳聞目睹的，不過是鼓吹變跡發家的地方戲；頭腦中所想的，不過是當官發財，給家裏爭口氣。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於科舉”。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一封家書中，他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興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為人畢竟是被環境決定的。
（二）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結束在家“把戲”，抵達北京，開始了漫長的官宦生涯。
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著大大小小的許多缺點。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國藩天生樂於交往，喜歡熱鬧，詼諧幽默。在北京頭兩年，他用於社交的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雖然他給自己製定了自修課程表，但執行得並不好，認真讀書時間太少，即使有時間讀書，心也靜不下來。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四月份“留館”之後，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總結自己在四十多天內，除了給家裏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
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
但這個日課並沒有嚴格執行，雖然比以前用功了一些，但他還是經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門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日記載，早飯後，張書齋、曾心齋兩位朋友先後到他家來聊天。送走他們後，他寫了十行字，又出門“拜客數家”。然後又赴宴，與七個朋友一起飲酒吃飯。飯後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這一天所有的“成績”就是十行字。
翻開日記，責備自己“宴起”“無恒”“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
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說話又多戲謔……
應酬稍繁之際，便漫無紀律……
心浮不能讀書……
自定課程，以讀《易》為正業，不能遵守，無恒……
讀書悠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