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日，各官備音尊為餘預祝。十一日又將備音尊正祝。餘力辭之，而自備酒麵款接各客。內廳撫提藩等二席，外廳文武印委等二十席。雖費錢稍多，而免得擾累僚屬，此心難安。
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錢，然而吃吃喝喝隻是他日常開銷中最小的部分。
第二項是冰敬、炭敬、程儀之類的“灰色支出”。
地方官的一項固定支出，就是給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所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這筆錢，每年至少三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也就是給出差路過本地的中央官員送的路費。
同治九年，曾國藩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他：“仙屏（許振褘）差旋，若過保定，餘當送程儀百金。是星使過境，有交誼者酬贈之常例。”也就是說，清代官場上，皇帝派出的欽差路過轄地，與之相識的大吏在迎送宴請之外，通常還會送給他一百兩左右的程儀。他準備用這個標準來對待許振褘。
我們所能查到的曾國藩所送的最大一筆程儀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國戰爭停止多年的江南鄉試恢複舉行。朝廷派來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我們說過，曾國藩做京官時，曾經到四川主持過一次鄉試，收獲頗豐。所以這一次，他也決定做好主人，“一切均從其厚”，在慣例許可範圍內，盡量多送主考一些銀子。考試結束後，曾國藩送了兩名主考每人三千兩銀子。
除了“炭敬”“程儀”這些官場上經常發生的支出，還有一項不常發生的支出，叫“別敬”。這在地方官進京辦事時才會發生。所謂“別敬”，就是地方官離開北京時送給京官的分手禮。
同治七年七月，曾國藩由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這就需要進京麵聖，進京見慈禧。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兩萬兩現銀的銀票。為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為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紮的故友新朋已經盼他多年了。離京之時，他送了多少別敬？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餘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江蘇、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的京官一萬四千兩銀子，他認為這仍然不算多。
除去人情往來，官場上的“潛規則”更需要大筆銀子。
同治七年，撚軍被消滅，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國戰爭軍費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
報銷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費”問題。
按照清代財務製度，曾國藩需要先將這些年來的軍費開支逐項進行統計，編成清冊，送交戶部。戶部要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檢查有無“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等“虛開浮估”的情況，如發現此類情況，則要退回重報。審查合格，才呈報皇帝，予以報銷。
因此，報銷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戶部的態度。如果戶部高抬貴手，無論什麼不合規定的費用，都能報銷；如果他們雞蛋裏找骨頭，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過不了他們的審計關。那麼，戶部的態度是由什麼決定的呢？視“部費”多少而定。“部費”主要落入具體經辦的“書吏”也就是辦事員的腰包。
不過他們的胃口實在是太大了。曾國藩托李鴻章打聽一下戶部，打算要多少部費，李鴻章回信說：
報銷一節……托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厘三毫無可再減。……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若輩欲壑，真難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