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從文字記載來看，曾國藩算卦，純用周易之理。比如，與太平軍作戰正緊張的時候，他在日記中說：“念金陵、寧國兩處危急，焦灼不可言狀。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渙；寧國卦，遇屯之益。”[《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元年閏八月廿七，第795頁。]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關的變卦。前者稱“遇卦”（即本卦），後者稱“之卦”（即變卦）。曾國藩為金陵局麵占的卦“遇否之渙”，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渙卦（之卦）。
曾國藩算卦，是他讀《易經》的副產品。
讀《易經》本是理學家的本行。理學的宇宙理論，就建立在《易經》的基礎之上。世界的本源問題，是任何一個哲學理論都無法回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實言談並沒有給企圖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啟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易經》給了他們以充分發揮想象力的機會。程子和朱子等理學大家通過注《易經》，建立起了理學的宇宙原理，即“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萬物”，因此，《易經》可以說是理學體係的奠基石。
作為一個理學家，曾國藩一生對《易經》十分重視，用力至勤。考《曾國藩日記》，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讀《易經》。這五次分別是：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也就是三十歲到三十一歲。
鹹豐十一年正月到二月。五十歲。
同治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五十五歲。
同治九年十月。五十九歲。
同治十年二月到三月。六十歲。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易經》的喜愛，終其一生，至老彌篤。他從這部古老的經典中不但讀出了辯證法，讀出了大量為人處世的道理，也學會了算卦。
曾國藩的卦算得準不準，日記中沒有詳細記載。但從他樂此不疲的事實判斷，他對此中信息確有吟味。
應該說，《易經》占卦，並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點哲學啟示在。《易經》認為，宇宙是個相互感應的大係統，係統內的每一事物都與全體相通。世相雖然繁雜，但多不礙感應，體不礙互通。因此《易經》認為，世事並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規律地發展的（就是“道”）。這一規律，雖然混沌難明，但人竭盡全力，還是能探討得一點消息。
三、曾國藩從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麼
（一）
雖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對“怪力亂神”感興趣。因為風雲變幻、旦夕禍福的生存環境使中國人特別希望解讀未來和變數。而當時人文的智慧成果對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讀力。
在傳統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荒謬的界限並不那麼分明。非理性的氣氛彌漫在大部分經典之中，幾乎所有學說中都有著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來，荒誕無稽的五行學說，是中國上古各派哲學的共同理論依據，也是古代醫學、科技的理論基礎，更是神秘主義者修仙、預測的共同依據。可以說，中國古典智慧都是遊離在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謬誤、世俗與神秘中間。比如，中醫理論就停留在玄學醫學和神學醫學之間，連五髒六腑的位置都未判別清楚。《黃帝內經》說：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這是用傳統政治中的君、臣、父、子這樣的倫理關係比附內髒係統。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將軍，膽是參謀……所以舌乃心之靈苗。
中醫開方用藥，也充滿玄想色彩，講究君、臣、佐、使，一個藥方裏，某種藥是君主，某種藥是大臣將佐，某種藥是領路的使者，整個藥方就是一支作戰部隊，浩浩蕩蕩地向病灶殺去，好不威風。
這簡直是行為藝術了。
其實，儒家學說何嚐不是如此。董仲舒這樣論證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說，“人副天數”，也就是說，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髒；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晝夜，人有視瞑；天有暖冷，人有好惡；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應。
如果單看理論體係，中醫和儒學，與相麵和算卦並無高下之分。事實上，對於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並不重要。中國式智慧真正的寶貴之處在於荒誕的體係架構下，大量的與這個架構也許沒什麼關係的寶貴經驗。對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隻是一個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裏的東西。中國式學問的妙處在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聖者的許多話，聽起來空穀足音，無根無傍，玄而又玄。也許突然某一天，與你的人生經驗發生共鳴，使你醍醐灌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