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士大夫裏，以“成聖”為畢生追求的豈止曾國藩。從前，有一個老頭兒，他叫方孝孺。後來，他死了。從前，又有一個老頭兒，他叫海瑞。後來，他也死了。他們都死得可歌可泣，壯懷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掃興的西人又說了：“我不會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對的。”
但是士大夫們肯定自己是對的。豈止是對的，完全就是大義凜然的。他們憤恨“玩物喪誌”，卻沒有想過，沉迷於“玩誌”也可以喪“智”。他們用“禮”製造了一個巨大的牢籠，這個牢籠不僅僅把民眾，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給裝了進去。當年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們不肯。幾百個官員跪在午門外哭天搶地，就是為了阻止一個少年出門旅行。這大義凜然，毛主席講話了，叫“本本主義”。
“本本主義”還隻是追求“成聖”的良性後果，更多人在“成聖”的壓力下成了貪官。也是，你給人家工資發的是一年二百兩，但是京城的生活費是四百兩，還要幾千兩“炭敬、別敬、節敬、冰敬”各路人馬，不貪怎麼辦？規則不夠用，潛規則來替補。過於動聽的口號由於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導致弄虛作假。所以，與其對人性有過高的期待追求“成聖”，不如放低期待，承認人的局限性：同樣是自私自利，公開透明地去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裏自私自利要好，因為前者至少可以朝規範和管製開放。這才比較接近“科學發展觀”。
當然，就像一個人不能拎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拽離地麵，四書五經裏泡大的曾國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資源決定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決定遊戲規則。英國的著名自由主義者密爾與曾國藩年齡相仿，他們在中西方走過了同一個時代，當密爾寫下“今天這個時代，自主思考、獨立行動就是造福你的種族”時，曾國藩卻在悲觀地哀歎“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在一個衝下懸崖的汽車裏，再好的司機也無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國藩“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一想到在那樣無望的時代，曾國藩還奮發圖強，對他的欽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轉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奮發圖強，也隻能哀歎“天命”之不可違，卻從未抬頭觀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覺得個人麵對曆史，還真是胳膊擰不過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