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創意、知覺和思維
創意是個奇怪的玩意兒。難以定義，無法量化，很難實現，但廣受追捧，備受渴望。作為一個既有孩子又有全職工作的人，卻在湖邊小屋裏獨自寫這本書，讓我想起了那個敖德薩#pageNote#0笑話：一個人跟他妻子說他和情婦在一起，跟情婦說他和妻子在一起，其實卻是獨自藏起來看書。事實證明，創意需要時間滋養，需要紀律約束，需要自我犧牲或謀略才幹，或者兩者兼具。
用第三種語言寫作，可以產生一種疏離感，遠離早年成長時期的親密與柔弱，遠離對母語的原始情感，這使得我幾乎可以像個旁觀者一樣，更加超然地記錄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但用英語寫作還帶來一點更明顯的不同。我很確定用英語以外的任何語言寫就此書於我來說都是不可能的，這不僅因為我缺乏用羅馬尼亞語或俄語談論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的學術詞彙，而且因為這些語言在我的腦海中與性別歧視文化和角色聯係在一起。使用英語寫作，使我擺脫了與我母語相關的性別角色所施加於我的限製，讓我成為許多語言中女性沒有機會成為的思想家、作家和科學家。套用奧巴馬2004年在民主黨大會中的演講詞：“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我的故事都不會發生。”我要說：用任何其他語言，我都不可能寫就此書。
那麼，多語能力和創造力之
間的關係是什麼？除了將我們從與母語和母國文化相關的限製和規則中解放出來，了解多種語言是否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的創造性思維？
對創造性認知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個人與其他國家的某人保持著密切關係，那麼他會更富創造力，並在創造力測試中得分更高。與另一個國家的人建立親密友誼和浪漫關係，能夠提升創造力、促進工作創新並提振創業精神。通過測量為期十個月的跨文化戀愛的前後數據發現，跨文化戀愛提高了標準創造力測試中的成績，包括提出多種可行解決方案的能力，綜合多種不同想法形成最優解決方案的能力。跨文化浪漫關係的持續時間越長，為產品營銷想出創意名稱的能力就越高。與外國友人接觸的頻率越高，在創業和工作創新等創造性成果方麵的表現就越好。即使是那些大牌時裝店的時裝係列創意，也與時裝設計師花多少時間徜徉在異域文化中息息相關。
但僅僅暴露在形形色色的語言、文化、思想和觀點的浮光掠影之中，並不是故事的全貌。掌握另一種語言，改變我們的認知結構，促進前一章中描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並行處理和協同激活，從而造就多語和創造性思維之間的強大關聯。
過去大多數關於創造力的研究都是用單語進行的。但最近對多語言思維結構的研究表明，掌握多種語言可
以提升許多創造性任務的表現。因為大腦讓所有語言協同激活和並行處理，多語者可以看到事物之間的關係，並在看似無關的事物之間建立關聯——而這正是創造力的基石。
正如上一章中提到的，某些詞彙在不同語言中有著形式上的共通之處，可以是字母、聲音、非字母語言中的字符，或是音調語言中的音調。正是由於這些形式上的重疊，這些詞彙在多語思維中反複被共同激活，導致共同發生的神經放電現象。而且由於共同放電的神經元是連在一起的，這些形式上的共同激活也會導致這些詞彙意義的共同激活，比如當我們想到自行車時，大腦中也會浮現出車輪或車把的特征。
對於在美國的英語使用者來說，“自行車”這個詞的語義特征更有可能包括鍛煉和健身房，而對於荷蘭語使用者來說，這個詞可能更多意味著交通工具和車筐。有些特征在所有語言中都會有所重疊，有些則專屬某種語言，另外還有一些會在某些語言中重疊，而在其他語言中不重疊。“自行車”這個詞的法語翻譯可能包括所有語言的重疊特征（如車輪），荷蘭語和法語之間的重疊特征（如車筐），以及法語獨有的特征（如長棍麵包，因為法國人很可能在自行車車筐裏放上一條新鮮的麵包）。
研究人員分析了41種語言中1010個詞的語義特征，發現
這些詞語的含義差異很大，反映了其語言使用者的文化、曆史和地域特征。我們在這裏談論的不僅僅是像“美”這樣的抽象詞語，或者像“家庭”這樣文化特征明顯的詞。那些我們認為在不同文化中應該具有相同含義的詞，比如身體部位（哪裏是背部），在不同語言中的意思也不盡相同。
當兩個詞語的共同激活影響了大腦內部的連接時，這種在多語中共同激活的對象的特征也變得更為緊密。多語者有可能看到單語者無法看到的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如車輪和法棍之間的關係），並能洞察這些物品及其特征，這種聯係或洞察力是單語者無法體會的。
因此，對於多語者在創造力和發散性思維任務上得分更高，我們也無須感到奇怪。多種語言的持續共同激活，加強了雙語者頭腦中聲音、字母和單詞之間的聯結，從而在概念和意義層麵形成更緊密的網絡與更堅固的聯係。在最近一係列使用行為和大腦測量方法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多語者對單語者認為不相關的項目給予了更高的相關性評分。換句話說，掌握多種語言能夠使得人們在看不到的事物之間建立聯係。這些聯係對於產生創見、解決問題以及領悟和洞察至關重要。
除了語義特征之間的聯結之外，如果詞語在語言間有形式的重疊，那麼多語者會認為這兩個事物在意義上更為相關
。例如，希伯來語和英語雙語者更會認為dish（菜肴）和tool（工具）兩個詞相似，因為它們在希伯來語中翻譯為同一個單詞kli。
一位漢英雙語研究生告訴我，當她難以入睡時，有時會數山羊而不是綿羊。在漢語中，當用一個字指代時，綿羊和山羊都用一個“羊”字，而當用兩個字指代時，兩個詞中也都有一個“羊”字。
這種能夠看到物品之間的關係，並在看似不相關的事物之間建立聯係的能力，是一種很難訓練和教授的技能。事實上，這種能力通常被許多人視為與生俱來，是洞察力和創造性的標誌。
在一係列實驗中，英語單語者、西班牙語—英語雙語者和漢英雙語者三組被試者被要求對兩個物體的意義相關性進行評分。與單語被試者相比，雙語被試者更傾向於認為這些成對的物體（甚至是明顯不相關的物體，如鈴鐺和拚圖）相關度更高，似乎是以單語者不曾使用的方式將物體聯係在一起。用腦電圖測量他們的大腦活動證實，雙語被試者的大腦在處理信息時比單語被試者有著更高的聯係物體的能力。
詩人李立揚#pageNote#1（Li-Young Lee）在他的詩《柿子》中描述了當他還是一名正在學英語的小學生時，他的大腦如何感知單詞之間的音義關係。他會混淆“柿子”（persimmon）和“精確”（p
recision）這兩個詞的發音，同時也會把它們的意思聯係起來，因為選擇完美的柿子需要精確。“其他讓我陷入困境的詞，”李立揚寫道，“還有戰鬥（fight）和恐懼（fright），鷦鷯#pageNote#2（wren）和紗線（yarn）。”
我因害怕而打架\/我因打架而害怕
鷦鷯#pageNote#3是小小的平凡的鳥\/紗線用來織造
鷦鷯柔軟如紗線\/母親用紗線做鷦鷯
李立揚的多語思維讓他看到了聯結的模式，而其他人則可能隻看到分離的描繪。正是這種相關聯的表達，讓他的詩歌給人一種獨特的感覺。
與單語者相比，雙語成人和兒童在各種創造性和發散性思維任務上都表現得不同。例如，在一項圖像識別任務中，同一張圖片可以被解釋為兩個不同的圖像（海豹\/馬、女人\/男人、臉\/蘋果、老鼠\/人、薩克斯\/女士、鬆鼠\/天鵝、身體\/臉），掌握雙語的年輕人能比單語者更快地識別出圖片的第二種含義。
在對年齡較小的兒童進行的類似實驗中，我們發現3歲的雙語兒童和單語兒童間存在著差異。雙語兒童隻需要較少的線索就能看到圖片的第二種含義。雖然效應量不大，但其效果的一致性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意味著不是一次偶然現象）。我們選取的被試者來自普通人群，如果在創造力較高的人身上測試，有可能差異會更大。
在看
到第一張圖片後，被試者每次隻能得到一張卡片，直到他們能夠觀察出新的圖像含義。平均而言，雙語者在轉換視角看出圖片的第二種含義（比如從海豹到馬）之前所需的卡片比單語者少。
另一項衡量創造力的實驗是由我已故的同事、心理學家安妮特·卡米洛夫-史密斯（Ae Karmiloff-Smith）研發的，實驗的主要任務是繪製現實中不存在的物體。在針對4~5歲兒童的研究中，實驗人員要求英語—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希伯來語雙語兒童畫出不存在的花和房子，然後將他們的畫與單語兒童的畫進行比較。單語兒童的繪畫更可能產生元素缺失現象（比如缺葉、隻有一片花瓣、無莖、無根），或是從大小和形狀角度製造差異化（比如把花畫成心形）。而雙語兒童的繪畫則更多涉及跨類別的組合（比如長頸鹿花、有尾巴的花、駱駝花、“有很多毛、很多尾巴和鞋子的獅子花”、有胳膊有腿的花、有牙齒的花、樹花、有門的花、蝴蝶花、風箏花，機器人屋、椅子屋、球屋）。通常，在執行此任務時，較年幼的孩子傾向於改變大小、形狀或刪除元素，而較年長的孩子則傾向於更改元素的位置、添加額外元素或跨類別組合。因此，雙語兒童的繪畫更類似於單語兒童在年齡更大時形成的模式。
兒童時期
的創造力也預示著日後的創造性成就。在縱向研究中，20世紀50年代接受托倫斯創造性思維測試的兒童在50年後再次接受評估。兒童時期的分數預測了他們成年後的個人成就，某些指標也能預測公眾成就。（在解讀公共成就與個人成就的結論時應抱以謹慎態度。例如，該研究還指出，男性在公共成就方麵高於女性，而在個人成就方麵沒有性別差異。我大膽猜測，在那個時期，一個人是否在公共領域實現了他們的創造潛力，受到了當時社會文化變量的影響，包括性別角色的差異及對男女兩種性別的期望。）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最有影響力的人都會說多種語言，或在多語環境中長大。穀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YouTube聯合創始人陳士駿（Steve ）、設計師卡羅琳娜๊赫雷拉（Carolina Herrera）、赫芬頓郵報網站創始人阿麗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喬巴尼酸奶創始人哈姆迪·烏魯卡亞（Hamdi Ulukaya），以及曆史上無數企業家、創意巨擘、政治領袖、發明家和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都知道或接觸過多種語言。我們經常用他們的移民出身和卓絕的職業道德來解釋他們的成功，卻忽略了懂得多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