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烈文一語成讖
曾胡左李費盡移山心力，終於聯手消滅了太平軍和撚軍，洋務運動亦漸次展開。一時間，內外交困風雨飄搖的清王朝峰回路轉回光返照，出現若幹新氣象，史稱“同治中興”。
耳聞目睹，“獨居深念”，曾國藩並不感到歡欣鼓舞，反倒憂心忡忡坐立不安。不過，此公為人有局度，曾經滄海，城府極深，喜怒不形於色。隻有跟個別“自己人”交流時，他才會偶爾敞開心扉，抒發難以排解的困惑和苦悶，並探討補救辦法。得力幕僚兼入室弟子趙烈文，便是他心目中一位很好的談話對象。
趙烈文（1832—1894），字惠甫，江蘇陽湖人。1855年，經四姐夫周騰虎推薦，趙烈文進入曾幕。他文筆練達，見識超拔，辦事精謹周到，很快得到曾國藩的信任和重用。曾讓趙專門負責草擬涉外文件，角色略同於機要秘書，後來又特別收納他為門下弟子，結下深厚的師生之情。多年以後，趙烈文在直隸當過兩任知州。他的《能靜居士日記》（又稱《能靜居日記》）是研究太平天國運動、湘淮軍及晚清史的重要史料。
1867年7月21日晚，師徒二人在金陵兩江總督官署便坐閑談。兩人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比對曾國藩與趙烈文當天日記內容，很有意思。曾隻是簡略地記述：“燈後，與惠甫久談。”具體談了些什
麼話題，兩人作何態度，不著一辭。趙烈文則做了相當詳盡的記錄。
曾國藩說：京師來人說，首善之區風氣很差，明火執仗的凶案時有發生，街市乞丐成群，甚至有婦人光著身子沒有衣服穿，民窮財盡，恐怕會出大亂子，怎麼辦呢？
趙烈文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國家安定統一的局麵已經持續了很久，漸漸走向動亂分裂勢在必然。但皇上的威權深入人心，地方割據尚未形成氣候。除非“抽心一爛”，否則不至於出現整個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麵。我私心揣測，來日的禍患必將是朝廷首先垮台，“根本顛仆”，天下無主，地方各自為政。出現這種局麵，估計不出五十年。
作為一個極具現實感的政治家，曾國藩理智上傾向於認同趙烈文的看法。但他同時又是“中興名臣”的領軍人物，情感上未免有所不甘。兩人繼續反複辯論，曾國藩終於心喪欲死無話可說。沉默良久後，他喃喃自語：我隻盼早死，害怕看到江山傾覆。事實上，他已清楚地意識到大清帝國日薄西山前景黯淡。
第二年9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履新之前，他獲準陛見，回到久違的京師住了一個多月。其間，除探親訪友外，曾氏遍會各方要員，多次被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後召見垂詢，並在國宴上以武英殿大學士的榮銜排列於漢族大臣班次之首，達到一生榮耀的巔峰
。在此之前，曾國藩戎馬倥傯，跟太後、皇帝及奕、文祥、寶鋆等秉政的軍機大臣尚無一麵之雅。通過觀察、談話和近距離接觸，他對朝廷的核心人物有了直觀了解，認為他們缺少大魄力大智慧，難以力挽狂瀾。他徹底認同了趙烈文關於帝國命運的判斷，更加心灰意冷。
除內政堪憂外，當時西風東漸，列強環伺，“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而被朝野“倚為砥柱”的曾氏，麵對世界潮流和全新時局，仍汲汲於故紙堆，“以義理之學為先”，知識儲備和心理準備嚴重不足。1853年之前做京官期間，介紹外洋的書籍，他大概僅讀過一部徐繼畬的《瀛環誌略》。1860年出任兩江總督後，除了跟太平軍打仗，還不時要處理涉外事件。他依然保持既有習慣，下圍棋，寫對聯，練習書法，讀古詩文，編纂《經史百家雜鈔》，沒想到需要花大工夫了解研究西方各國情況。1867年回任江督並兼南洋通商大臣，在閱讀涉外公文時，他居然連“各外洋國名”都“茫不能知”。
“對症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當時隻有極少數人，不滿足於引進仿製西方的堅船利炮和開礦修路，而將民主製度的建設視為根本大計。曾任兩廣總督的張樹聲1884年在遺折中直陳：“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
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他懇請朝廷痛下決心，“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但這種真知灼見宛如空穀足音，過於微弱，別說軒然大波，甚至沒有激起幾絲漣漪。
1894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導致空前大劫。形勢比人強，清廷痛定思痛，終於下決心進行比較激進的改革：廢科舉，舉辦新式學堂；改革官製；設立議會，預備立憲……可惜時不我待，革命，而非改良，成為時代的優先選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建立，清朝覆亡。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相信很多人都會想起趙烈文當年那個先知般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