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柏林托管局局長遇刺
1990年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統一，這在德國曆史上具有非常意義。統一之後的德國，政治、經濟各個領域都處於融合與發展的階段，人們都在為經濟的發展辛勤工作著，而有一些人則試圖用暴力和恐怖的方式破壞國家的發展，以表示對國家統一不滿。他們伺機而動，對一些國家的政要人物下黑手，柏林托管局局長德特勒夫?卡斯滕?羅韋德爾就成了他們的目標之一。
羅韋德爾局長是負責原民主德國地區國有企業私營化問題的主要負責人，在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統一之後，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很大差異，為了經濟重建，羅韋德爾盡自己的最大所能對原民主德國的企業機構進行改革，整頓經濟發展不力的公司和企業，在該地區經濟發展上羅韋德爾功不可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還未能看到自己為國家統一的付出而展現的成果，就遭遇了恐怖分子的毒手，慘死在恐怖分子的槍口下。
1991年4月1日正值複活節星期一，人們都放假休息了，羅韋德爾家的女管家也回家休假了，隻有羅韋德爾和他的妻子在家中。人們都在這一天享受假期帶來的閑暇和舒適，羅韋德爾卻在伏案工作，直到深夜羅韋德爾還在書房裏批閱文件。而就在此時，一顆索人性命的子彈，穿過書房的窗玻璃徑直穿入了羅韋德爾的身體，58歲的羅韋德爾當場死亡。羅韋德爾的妻子聞訊趕來，可還沒等她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時，另一顆子彈再次破窗而入。不過，羅韋德爾的妻子很走運，子彈隻是打中了胳膊，沒有生命危險。
接到羅韋德爾妻子的報警之後，警察立刻趕到了現場，封鎖了杜塞爾多夫萊茵河，隨即展開調查。警方發現子彈是從對麵的果園中打出來的，而且是帶有望遠鏡的高精度狙擊步槍。在距離書房窗戶60多米遠的果園中有三顆子彈殼和一些類似摩托車的印跡，同時警方還發現了一張署名為德國恐怖主義組織“紅軍派”的“烏爾利希?韋塞爾”小分隊的紙條，在紙條上寫了這樣一句話--“為反對反動的大德意誌和西歐的壓迫和剝削者的計劃而鬥爭”。
此後法國的一家報社也接到了匿名電話，稱此次事件是“紅軍派”所為。這已經不是“紅軍派”第一次作案了，此前“德意誌銀行”董事長赫爾豪森遇刺事件就與“紅軍派”有關。
人們不禁要問身為國家托管局局長怎會沒有專人保護呢?其實國家對羅韋德爾不是沒有保衛措施，作為托管局局長的羅韋德爾屬於二級保衛，在日常工作中羅韋德爾都有警衛員和防彈車護送，隻是在私人住處羅韋德爾不喜歡每天都有眾多的人員進行守護，所以在他家守護的警察隻是不定時地進行巡邏和守衛。而事發那天在羅韋德爾的住處恰好沒有人巡邏和守衛，恐怖分子肯定是看準了這個時機才實施暗殺行動的。
羅韋德爾局長被暗殺之後在社會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們為羅韋德爾的死感到惋惜，對恐怖分子的行為感到痛恨。很多在柏林和德國其他地區的領導人物都前來對羅韋德爾的離開表示哀痛，並對事件本身表示憎恨，同時各方人士還主張將凶手一查到底。
對於該次恐怖事件的幕後黑手，在當時嫌疑最大的無疑是一直針對政府的“紅軍派”。不過，也有很多人懷疑是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人員和“紅軍派”兩方聯合起來製造的暗殺事件。當然也有人認為是其中的一個獨立執行的，例如漢堡憲法保衛局局長克裏斯蒂安?洛赫特就認為是前民主德國人策劃的此次暗殺活動。
不管凶手是誰，羅韋德爾局長的離開在當時對新的聯邦州的經濟建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失去得力助手的財政部部長特奧?韋格爾更是感到痛心疾首，在事發後立刻趕回了柏林托管所召開了緊急會議，分派好羅韋德爾留下來的工作。當時的德國總統裏夏德?馮?魏茨澤克也來到杜塞爾多夫，安慰羅韋德爾的家屬和受傷的妻子。世界各界人士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這個德國知名人士的哀悼和對其家人的慰問。更重要的是，托管局局長遭遇暗殺事件，給德國安全部門敲響了警鍾。爾後，安全專家特意為政府提供了一些改進國家安全機構的建議。
專家建議德國政府將反恐鬥爭提上日程，在國家建立一套完善的反恐機製，像英美國家那樣建立一個情報機構，將國家的安全人員打入恐怖組織內部，第一時間獲悉有關恐怖分子行動的消息，從而采取預防措施。對現有的國家安全機構進行調整，明確各自崗位職責，同時建立一個處理突發和重大事件的機構，例如暗殺、綁架等恐怖事件以及販毒等重大犯罪事件。
德國統一之後，國家的安全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而恐怖主義正是最大的隱患，在預防和反恐怖主義方麵德國政府顯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