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罕見的社會大動亂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促成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三國鼎立的形勢確立以前，即各地軍閥大混戰時期，移民均為逃避戰亂的流民。三國鼎立時期，為壯大己方實力，三方均努力招撫流民，發展屯墾，並盡量從境外招收、劫擄人口，包括少數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烏桓人遷至內地，孫吳派兵至台灣，“得夷州數千人還”。經過人口大遷移，並得到進一步的開發。
少數民族的遷入，給漢族注入了新鮮血液，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民族矛盾，這也為後期兩晉南北朝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社會動亂埋下了伏筆。
第三次，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大分裂、大糜爛、大破壞的時期，遷入北方的各少數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動亂中，黃河流城慘遭蹂躪，從而促發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潮。
這一時期正像史書記載的那樣：“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並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
馬成心道：“其實移民浪潮，為常不是一件好事，為中國經濟和人口重心轉移奠定了基礎。自己如果利用好的話，自己將有了雄據中原的本錢。”
據馬成以往的曆史知識中得知，曆代政權對待民族問題上，所采取的措施有二個時期職得借用：第一個時期，在古代春秋戰國時期，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戰爭與招納並存，有時，時戰時和。
第二個時期，在漢朝時期是走以和親為主，以戰為輔之路。經濟上開辟絲綢之路，與少數民族自由貿易，並設西域都護府進行管理少數民族問題。
馬成通過情報得知在士大夫間流傳這樣一種說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待異族，士大夫主張“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孔子也主張“內諸夏而外夷狄”，並且高度讚揚管仲的“尊王攘夷”事業（維護以周天子為中心的中國禮儀，抵製蠻夷的入侵），並且認為這是最大的“仁”！。
馬成從史書上了解到從夏商周到魏晉時，國家的統治者和老百姓大都是大漢族統治者。從曆史規律上看：隻要古代的統治者一鬆懈，社會就會遭受很大破壞。
馬成深知：“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隻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愛國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這也是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
所以，馬成要想挽救這種危亡，隻有淡化宗族觀念，提倡愛國主義——愛國即愛家。用民族精神為武器，來挽救受苦受難的西晉下層人民。
馬成深知：漢族政權由衰弱變成強盛貫穿中國曆史有一條主線，那就是民族戰爭和民族政策的主線，體現了漢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間相互實力對比，以及統治民族對被統治民族的民族政策。
曆代漢族統治都都注重懷柔與戰爭並重。其實大多數都是戰爭和和親，懷柔等政策。政策有利於漢化和國家統一，更有利於形成民族認同感和國家認同感，比較不容易內亂，至少不會因為“民族問題”內亂，從而使少數民族的文化被丟棄了，有的文字消失了，有的語言消失了，有的風俗習慣消失了，還有的幹脆整個民族都消失了。曆史上也數次證明這種策略有利於國家的大一統。
馬成通過深入了解，得出遷移的原因主要出於三種需要：
一是，政治需要。有三個例子很好的證明這一點。
例一，秦統一中國後，建都鹹陽，為把關中發展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秦始皇為了戌邊和開發新區，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奪取了河套廣大地區，在河套建城設縣，遷徙內地人民到那裏，發展生產，加強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