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來報答上級，這樣軍隊才能鞏固。
殺士
本篇內容殘缺嚴重，但仍可以看出其主要是講戰場紀律和賞罰問題。其中涉及到要“明爵祿”，即明確規定封官、授祿的辦法，“殺士”，即嚴格戰場紀律，對違令犯法者嚴懲不貸；“必審而行之”，即對違反紀律者要嚴肅查處。由於本篇句子不整，準以譯成現代漢語，所以今譯部分取消。
延氣
本篇主要論述了軍隊士氣的問題。作者孫臏從組織軍隊，開赴前線到臨敵交戰等各個環節上，說明了如何針對官兵的心理狀況，采取不同的鼓舞士氣的辦法，並將這些方法分成“激氣”、“利氣”、“厲氣”、“斷氣”、“延氣”等不同類型，提出了相應的原則和要求。
官一
本篇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關於軍隊的組織方法和指揮手段，二是關於作戰行動和指揮原則，三是關於行軍、宿營、巡邏、警戒等軍事常識。因為它們涉及到軍隊組織和指揮的基本條令和規定，涉及到軍隊統一組織、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統一製度的問題，所以稱為“官一”。
五教法
本篇內容雖有缺損，仍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軍事教育和訓練基本原則的一些基本認識，並對不同情況下如何“因情施教”，如在國內時如何教戒，在行軍時如何教戒，在軍陣中如何教戒，在隱蔽以利於作戰時如何教戒等做了具體的說明。
本篇內容殘損嚴重，但仍依稀可見孫臏所主張的，“富國強兵”思想與當時各學術派別的主張有很大的不同。富國強兵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經濟對軍事的基礎作用和戰爭對經濟的依賴關係，如果結合[見威王]籍中“戰勝而強立”的思想，就更容易理解這一思想主張了。
《尉繚子兵法》
作者尉繚，生平不詳，戰國後期軍事理論家。
《尉繚子》一書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認為他是梁惠王（亦稱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時人。尉繚的戰功政績雖鮮見於史書，但他卻是一個有才能的軍事理論家。《尉繚子》一書所表述的軍事思想，代表了戰國時期我國軍事思想發展的一個主要的流派，也是當時山東各國變法圖強、建立封建主義製度的政治思潮在軍事上反映的產物。
《尉繚子》現存最早的版本是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書抄本，惜為殘簡。現存最早的刊本為宋《武經七書》本。後世諸多叢書本大都源於此本。
《尉繚子》自漢以後，曆代均有著錄，然而卷、篇數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別，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流傳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傳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為：天官第一、兵談第二、製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將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製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將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繚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吳子》等兵書的軍事思想，且具有戰國後期的時代特點。在戰爭觀上，它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天命觀指導戰爭，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認為戰爭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反對不義之戰，支持正義戰爭。它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爭要以“仁義”為本；認為“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既要慎戰，又不能廢戰。
在戰略上它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這集中反映在它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的關係的論述方麵。它把軍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為“植”、“種”和“表”、“裏”，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軍事是從屬於政治的，這與兩千年後的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經濟是治國之本，是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主張發展耕織。
《尉繚子》注重戰前思想、物質和組織的準備，主張“權敵審將而後用兵”，“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靈活運用，認為“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主張集中，認為“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進攻時，主張出其不意，先發製人；防守時，主張守軍和援軍要中外相應，守與攻相結合。
《尉繚子》的治軍思想很豐富，它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吃苦在疥，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製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製史的重要資料；注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製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後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書中記述有各種賞罰的具體規定和要求。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同時也應看到《尉繚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產物。我們應該一分為二，用揚棄的觀點來看待這部書。
淺談拿破侖的軍事思想
拿破侖•；波拿馬（1760—1821）是法國資產階級傑出的統帥和軍事家，他從土倫圍城嶄新露角到滑鐵盧戰役的敗北，前後20多年刀戈征戰，曾指揮過60多個戰役，比遠古以來西方曆史上最著名的軍事統帥亞曆山大和凱撒所指揮的戰役總和還要多，切以少勝多而聞名，被後人稱之為“真正的軍事藝術的巨匠。”
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在戰爭中度過的，而他獨特的軍事思想更是為後人所稱道。
在拿破侖看來，在一場革命中，主要的目標不是爭取軍事力量的援助，就是瓦解軍事力量基於這種認識，拿破侖總是把消滅敵人的軍隊作為戰爭的主要目的，並把這一思想貫穿到他的全部戰役中。例如：在意大利戰役中，拿破侖為尋找一切機會殲滅敵軍主力，曾以一支三萬人裝備很差的軍隊，同反法聯盟進行了14次會戰，70次戰鬥，先後殲敵20餘萬人，粉碎了第一次反法聯盟的武裝進攻。
拿破侖說過，他的想法與腓特列一樣，一個人總是應該先動手主動攻擊的，如果允許別人進攻自己，那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因此，在他的一生所指揮的戰役中，除了1813年的萊比錫戰役可以稱之為防禦性戰役外，其餘幾乎全是攻擊性的。對此，恩格斯也認為“拿破侖與亞曆山大、凱撒、埃帕米濃達斯、漢尼拔一樣都是特別喜歡攻擊的統帥。”並高度評價說：“在完全防禦性的戰局中進行攻擊戰和不斷攻擊的最出色的例子是拿破侖的兩個卓越戰局——1814年和1815年戰局，雖然前者以拿破侖被流放厄爾巴島而告終，後者以滑鐵盧的失敗和巴黎的陷落而結束，在這兩個著名的戰局中，這個完全為了保衛遭到敵人侵犯的國家而戰的統帥，在一切地點，一切時間，一有機會就會向敵人進行攻擊，雖然整個來說兵力始終比入侵的敵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擊地點都能造成優勢，而且通常都獲得了勝利。”
在拿破侖語錄中有這樣一句話：“軍隊的力量與力學的動量相似，是質量與速度的乘積，快速的行軍，能夠提高軍隊的士氣，足以增加取勝的機會。”對此，其名言“行軍如戰爭”可謂形象至極。
作為一代名將，拿破侖尤其強調“步兵、騎兵、炮兵”三個兵種的有機結合。這一思想，顯然已初步有了聯合作戰的意識，其進步性亦可看出。拿破侖，他運籌帷幄，躍馬疆場，身經百戰，創下了許多卓越的戰局，其作戰經驗是十分豐富的，其統戰藝術為人稱道，其軍事思想在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史上zhan有重要地位。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拿破侖在軍事科學上的卓越改革不能稱之為奇跡，新的科學是新的社會關係的產物，就如像革命和拿破侖所創造的軍事科學是革命所產生的新關係的必然後果一樣。”它昭示我們，拿破侖這位偉大的統帥絕非天才，其成就也絕非神話。作為一代名將，他隻是一個曆史人物。是在法國革命特殊條件下成長起來，是在接受和發展前人的軍事遺產下成熟起來，是個人勤奮學習和豐富的戰爭實踐培養造就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
*提出紅軍的遊擊戰術(1930年)
1930年12月25日，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江西寧都小布召開蘇
區軍民殲敵誓師大會，*為大會親筆書寫“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對聯，並以對聯為題目作了動員報告，解釋了他的反“圍剿”的遊擊戰術思想。此前，方誌敏等總結贛東北紅軍遊擊戰爭的經驗時，曾將紅軍的作戰原則概括為“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聲東擊西，避實擊虛；打不打操之於我，集中優勢兵力，誘敵深入；紮口子，打埋伏，截糧道，吃補藥；吃得下就吃，吃不了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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