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薩爾由於個人和製度上的原因而繼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國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創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兒子。在這五人中，隻有沙特國王是腐敗的。即使這樣，他的腐敗也是建立在對人民寬恕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壓迫的基礎上的。事實上，沙特國王已經開始實行了某些改革，後來為費薩爾所完成。
作為一位實行現代化的君主，費薩爾具有更為優越的條件。他的權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來是源源不斷地來自於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國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並與他談話的國家元首之一。與伊朗國王統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國家的族類更為單一，促掛晾國王倒台的急遽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緊張局麵，在沙特阿拉伯也沒有出現過。
費薩爾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國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業績。他不必要與頑固對抗的教士進行鬥爭，因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離的。他在改革的同時，又密切注視著改革對他的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他隻允許那些適應於沙特阿拉伯和不會破壞其文化結構的影響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劇所表明的那樣，光靠巨大的石油財富不可能為沙特阿拉伯買來安全或繁榮。費薩爾的任務，是在不破壞這個崇敬神靈的國家的本質的情況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個國家是他和他的父親從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來的。他在掌權的十一年中，認真審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見到的所有領導人中，最能幹的兩位是小小的都市國家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亞已故的總理羅伯特·孟席斯。他們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這種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時間和地方，他們完全可能成為象邱吉爾、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這樣的世界性的領導人物。
這兩個人的特點極不相同。奇怪的是，他們的背景和觀點卻十分相似。他們都是英國前殖民地的領導人，而且都是傑出的律師。他們本可以從事法律工作而大發其財，但他們都發現，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縛的。他們兩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於言詞和有才幹的人。盡管他們由於受到曆史的偶然性的製約，隻能在小國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們並沒有從狹隘的或局部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由於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視野開闊、通觀全局的，因此，我和他們的晤談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談話。
雖然他們兩人的觀點本質上都是親西方的，但他們象麥克阿瑟一樣，也都認識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著有利於他們地區的方向穩步轉化。這兩個人都力求保證他們的國家能夠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最繁榮、最安全和最有影響的國家。
在個人條件方麵，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與所有澳大利亞人一樣魁梧，他的精神和觀點也與所有的澳大利亞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體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麵孔寬闊；還有著厚厚的卷發、像約翰·劉易斯那樣濃密的眉毛和一雙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種茫然的優越神態，雖然在對付令人惱火的議員和新聞記者時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許多同僚；這使他象邱吉爾一樣，雖然得到人民的欽佩，但並不為他們所愛戴。
李光耀是結實、強壯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職業拳擊家。他目光犀利，從不黯然失色。我發現孟席斯喜歡交際，相當詼諧，李光耀則是精明的、機會主義的、工於心計和圓滑的。盂席斯喜歡有益的交談——事實上，他雖然對在議會上耍弄謀略這一套也很擅長，但他並不樂於這樣做，而是更喜歡趣味相投的談話。他還是一位品嚐美酒肴及摻和馬提尼酒的?家。李光耀則認為娛樂大多是浪費時間。
在我與盂席斯會見時，他通常抽著上等的雪茄煙，向我談述一些使我感興趣的政治見解，發表一些對外交事務的精辟言論，以及對澳大利亞政治的帶譏諷性的評論。我們的談話總是熱烈而愉快的。對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光耀時，他卻象一頭籠中的獅子一樣，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著。他的一舉一動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都被禁錮於其簡樸的辦公室之中，亟想打破這種牢籠，尋找更為廣闊的空間。他不參與閑聊。
他們兩人最為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所尋求的目標。這兩個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諾，就是在危急之時，保證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聯邦的團結。他在經濟上的保守主義，在他第一屆任期之後才表現了出來。那時，他把自己看作是中產階級人士追求舒適和安全時的一個盟友。李光耀則是一個最講究實際的人。他對政治理論漠不關心，蔑視一切不能直接有助於增強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富裕的事物。對這兩個人來?，沒有什麼東西比保證他們人民的安全和繁榮更重要的了。
因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觀點是非意識形態的，所以，人們一直嘲笑他們是"實利主義者"。他們對人民的物質需要極感興趣，因而忽視了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這兩個人在國內的成就主要是經濟上的，盂席斯執政之時，是澳大利亞曆史上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最快的時期：李光耀則把新加坡變成為一個貿易方麵的"發電站"。兩國人民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富裕的人民。
這種尋求物質豐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從未嚐過物質匱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戰後數以十計的領導人給他們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獨立。他們的人民卻很貧苦，經常挨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裏，人們總是更多地根據領導人聲嘶力竭的言詞及其政治色彩來對他們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其政策的成功與否來判斷。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裏，許多人夜裏上床時，雖然兩耳灌滿了領導人的言詞，肚皮卻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個革命者。不過，他是另一種類型的革命者。他從來不把空話和物質相混淆，也從不讓意識形態壓倒良知。他1959年掌權時，新加坡是一個小小的國家，沒有什麼自然資源，隻是一個由印度人、中國人和馬來人構成的、隨時有可能發生爆炸性局勢的混合體。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憤懣情緒則已高漲到了危險的程度。他認識到，隻有采取先發製人的辦法，裝出比他的實際情況還要激進得多的樣子，才能防止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戲。把他的這套把戲歸納為"言左行右"，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大選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無異於共產黨的一個陣線，其言詞是模仿毛澤東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西方的革命煽動者的角色。他穿著樸素的襯衫去參加竟選運動，責罵白人的罪惡。但他當選後，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產黨同僚投入監獄，並立即安撫新加坡有錢的華人頭麵人物，還向外國人保證說，他們在新加坡的投資以及他們派來的董事們和工作人員都將是安全的。今天，他穿著細條紋西服，管轄著一個繁榮的國家。有人把這個國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為它是靠日本、西歐和美國的投資的有機結合為生的。
新加坡的繁榮來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這座城市的唯一"資源"就是它在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國際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種輕蔑的口吻，談起那些依靠開發其礦產資源的礦區使用費為生的第三世界國家，並說："我們這個地方隻有具備克服困難的意誌時，才能生存。除了意誌和勞動力以外，我國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李光耀就職以後，新加坡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來謀生了。多年來作為新加坡工人就業的主要源泉的英國陸軍，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撤出。同時，長達兩年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聯邦亦告失敗散夥了。許多人說，這是李光耀企圖控製這個聯邦所造成的結果。李光耀對此極為失望，他在電視中宣布新加坡退出聯邦時，公然哭泣起來。不過，他隻是暫時感到氣餒。他以一種獨特的、愛好使用生動的譬喻的口吻說："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條上舒服。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坐在枝條上。別忘了，我們隻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擁有的這種枝條卻是鋼製的。
看來，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鋼鐵製成的。他規定了年輕男人的頭發的長度，公開反對吸毒和不正當的性關係。
他告誡人們不要炫耀財富，如炫耀比賽用的汽車和大理石地板。由於他是一位帶有維多利亞倫理主義色彩的、嚴格維護紀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擊。但他認為，紀律和堅定不移的引導，對減少新加坡三大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及鼓勵他們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方麵，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為其他多民族社會羨慕的對象。
象尼赫魯一樣，李光耀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而且懷著強烈向往社會主義的心情回國。與尼赫魯不一樣的是，他對社會主義並不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他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提供房租補貼、學校、住房和診所，就必須有欣欣向榮的經濟。李光耀關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關心能夠支付帳單的國民經濟的需要。他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對經濟問題的態度說："我們不能兩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許多社會改革是有實際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說："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們不在這方麵進行嚐試的話，新加坡將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如果我們嚐試而又失敗了，那它也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嚐試。"他經常要求政府機關負擔自己的費用。這種做法產生了不尋常的結果：國家的郵局贏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攬商業方麵的活：政府部門中的懶散和浪費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裏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卻成為主要的罪孽。
盡管李光耀對人民的福利至為關切，但在我們會見之時，他卻很少向我談論國內問題。有些領導人也不願意討論他們本國的問題，這要麼說明他們已被這些問題壓服，要麼就是象蘇加諾一樣，根本不願意麵對這些問題。但李光耀並非如此。他毋需談論新加坡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擔任總統初期，曾派我的財政部長約病た納利作一次周遊世界的實地考察。他回到白宮進行彙報時，對新加坡之行的評論的開場白非常簡明扼要。他對我說："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托馬斯·杜威州長在1948年總統選舉失利之後，曾去遠東訪問。1953年，在我動身去亞洲之前，他告訴我，他那次訪問見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羅伯特·孟席斯。我見到孟席斯時，立即明白杜威為什麼對他有這麼高的評價了。孟席斯不僅對影響太平洋地區的問題、而且對影響全世界的問題都了如指掌。
這位仕途順利的澳大利亞總理需要管理好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從阿得雷德人那種英國式的溫文爾雅，到大維多利亞沙漠邊沿地區的原始荒涼，這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盂席斯的連續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長。他具備處理好任期內所麵臨的各種問題的一切條件。盡管他有著英國上流社會成員特有的那種含蓄和尊嚴，但他也能勉強地與反對派和新聞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種用尖銳、刻薄的言辭來進行反駁的技巧。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我喜歡美國。"依我看來，他似乎把英國和美國政治家最優秀的品質結合在一起了。
實際上，可以說有兩位羅伯特·孟席斯。我認識的是"第二位"孟席斯。這位充滿自信的、老練的政治家善於利用他的時間。在他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出現了曆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高xdx潮。但我從未見到過"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是一位聰明過人、自負傲慢的年輕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他有一副好心腸，但後來被各種事件所壓倒了。
孟席斯於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兩次擔任澳大利亞總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時，才認清了自己應該捍衛的對象：被遺忘的中產階級。1941年從他手中接管政權的工黨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把中產階級束縛得寸步難行。孟席斯再度擔任總理以後，在不妨礙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維護著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樣，鼓勵外國新的投資。結果，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經濟進一步繁榮起來。1949年到1961年期間，澳大利亞國民生產總值幾乎增長了三倍。同時，孟席斯在外交事務方麵，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麵的看法。這種看法集中到一點，就是澳大利亞應該作為遠東的大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當政的年月裏，如果他想重新獲得權力，顯然將會麵臨巨大的障礙。他在1941年辭職和工黨獲勝之後，一度信譽掃地，甚至沒有被選為議會反對黨的領導人。1944年，他組織了自由黨。鞏固該黨、保持對它的控製和向澳大利亞選民宣傳這個黨的過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鍛煉。
象許多其他偉大的領導人一樣，在野的歲月使他變得更為堅韌了。因此，他再次掌權時，對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標也更為堅定了。他被公認為一位傑出的議員，一位強有力的竟選者和能使聽眾為之傾倒的演說家。人們指責他藐視他的內閣，實際情況卻是：他讓他的部長們暢所欲言，因為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
然而，這一次並不存在到底由誰來掌權的問題了。因此，也不會象二次大戰中所發生的那樣，存在從內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麵對著內閣中的意見分歧，他客氣地征詢部長們的意見：他應該分別做些什麼？1949年以後，他對他的內閣成員予以區別對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績之一，是把堪培拉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潔漂亮。有一年，他在預算中撥出一百萬英鎊，用於在首都建造一個人工湖，接著他就動身去英國訪問了。他不在國內時，財政部長又把這個項目從預算中刪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