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說他不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而是說在他有時間來進行思考的時候要對錯誤應該采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動的自疚的態度。戴高樂處於"在野"的年月裏，阿登納在獄中和修道院期間，邱吉爾下台時，德·加斯佩裏在梵蒂岡圖書館裏時——他們都有時間進行思考，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機會。我發現我的最寶貴的年月是擔任副總統和總統這段時間，當時我可以從事件的中心擺脫出來，較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來。
我所認識的領袖人物實際上都是非常易動感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象邱吉爾那樣外露。另一些人象章曉夫那樣，無恥地濫用感情。戴高樂、阿登納、麥克阿瑟、周思來和吉田茂則是那種能自我克製的典範，他們在公眾麵前出現時，把個人感情隱藏起來。但是，非常了解他們的人會深深感到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情感核心。
在了解領袖人物的過程中，往往很難把虛假從真實中區分出來，原因在於政治領導的某些方麵造成了假象。邱吉爾是這方麵的大師。他經常是在當演員。對於戴高樂來說，神秘、榮譽、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國的手段，用以促進法國的事業。
世襲君主經常對臣民控製感情，這不是個性問題：而是羅曼蒂克式的虛假。我們周圍的電影明星、搖擺舞明星、現在電視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虛假的服飾下，使群眾神魂顫倒而紛紛購票的。
政客比演員或電影製片人更清楚、惹觀眾厭煩就會失去觀眾。因此，偉大的政治家很少是遲鈍的，也不應是遲鈍的。政治領導人不僅應啟發人們的理智，而且應打動人們的感情。除非領導人能喚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則最英明的路線也歸於失敗。
在枯燥的曆史教科書裏，我們找不到關於領導素質的論述。要找到它，我們必須注意人們的精神，看看支撐和驅使他的是什麼，使他能夠驅使和說服人的又是什麼。我們在麥克阿瑟和邱吉爾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負、自相矛盾、老是擺架子，然而他們有著長遠的曆史眼光，既才華橫溢、又富有洞察力；他們被驅使，也驅使別人：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估計大都與他們對自己國家命運的看法連在一起。我們還應當留心有關傳說。
傳說經常是事實和虛構的巧妙結合，是為了欺詐，為了給人印象，為了鼓舞人，有時單純是為了吸引人。但是傳說是了解領導素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領導素質的某些方麵，在所有領域內——商業、體育、藝術、學術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麵是政治進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聲望本身不是領導素質，傑出也不是。無需從事領導，在某一方麵也能達到傑出的境界。作家、畫家、或音樂家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藝術創作。發明家、化學家或數學家也可以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施展他們的才能。政治領袖必須激勵追隨者。偉大的思想可以改變曆史，但是，隻有魷治按蟮牧斕際保枷氬龐?nbsp;力量。
同樣，"偉大的"領袖並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發起一個國家。約瑟夫·斯大林行使權力殘酷而有成效。胡誌明成了超越越南國境的千百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壞人同樣可以被驅使、同樣果斷、同樣老練、同樣有說服力。
領導素質本身在道義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壞事。
因此，偉大的領導人高於其他人，也不是因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較少。"好人最後成功"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體育上更適用。偉大的領導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籌，他們更堅強、更足智多謀、判斷更敏銳，這種敏銳性使他們不犯致命錯誤，並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閃即逝的機會。
智力上才華橫溢也不是領袖獨有的特征。本書所論述的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都有敏銳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思考得較具體，而不是更抽象，他們注重權衡後果而不是創立學說。教授一般是通過他自己的價值準則來觀察世界，然後上升為理論。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理論可以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但決不能代替分析。
什麼是成功的領導人應具備的基本品質？這是關於領導因素中最明顯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不會隻有一種答案。
在不同的情況下要求不同的品質，但才智出眾，敢作敢為、勤於職守、判斷敏銳、獻身偉大事業的精神以及某種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質。在曆次政黨競選活動中，我經常說，我們必須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鬥爭上"都能壓倒反對派。偉大的領導人要有洞察力、深謀遠慮、並願去進行大膽而又深思熟慮的冒險，當然他也需要好運氣。首要的是他必須果斷、必須精細地、冷靜地分析他的機會，然後斷然采取行動，決不能象防程那樣沉思無決斷，因"思慮憔悴而無所事事"。他渴望行動，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長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種荒誕的說法：一個人隻要稱職，他就一定會而且應該官運亨通。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這種不真實的說法多半是在知識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種手法。如果你能給我找出一個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那我準能給你找出一個失敗的候選人。一個不情願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不可能承受選舉運動所要求的那種緊張，他也不可能承擔領導人應有的犧牲：無情的人身攻擊、使人精疲力盡的節目安排、不公正的惡意的批評、難以忍受的諷刺漫畫。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這一切，並仍然熱情不減地從事竟選，否則，即使選舉獲勝，他也不可能有堅強的毅力去克盡職守。
有一種必須具備的條件，人們往往忽略它。它使許多本來很有才華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沒有獲得最高職位。溫斯頓·邱吉爾在描繪十九世紀英國一位有可能成為偉大領袖的人時，寫道："他絕不摧眉折腰，決不祈求什麼"。在美國，托馬斯·伊·杜威和羅伯特·阿·塔夫脫，也許由於缺少這種品質，致使他們沒能當上總統。1952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政治性宴會上，我坐在杜威旁邊，突然，一個有點醉意的客人拍著他的後背，以一種在杜威看來是過分親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邊並問我："那頭蠢驢是誰？"此人正是紐約州北部地區好幾份較重要的小報的報主。1952年在新漢普夏的初選中，一個小姑娘向塔夫脫要求親筆簽名。塔夫脫拒絕了，態度生硬地解釋說，他很樂意與人們握手，但如果他把時間都花在滿足人們的簽名要求上，那他永遠也完不成競選運動。不幸的是，這個插曲被電視台拍到了，並在美國千家萬戶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盡管塔夫脫的邏輯是那樣的無懈可擊，但這個插曲在政治上的後果是毀滅性的。
領導人因為繁忙，因為自命不凡，由於對別人的打擾和分心惱火，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這就可能會使他對他認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會在三方麵引起麻煩。第一，領導人要有追隨者，他需要的追隨者中，其中許多人的思想，他認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認為的蠢人、不願理睬的人，並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領導人也可以向他學習。領導和人民之間，要有一條無形的紐帶；如果領導人對人民流露出蔑視，就可能切斷這種紐帶。然而，必須時刻牢記：領導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們不應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出鄭綣鞘醞頰庋?nbsp;，就會顯得做作，不僅虛假而且有失尊嚴。
人們可能喜歡鄰居家的男孩，但那並不意味著要選他當總統或國會議員。成功的領導人不應以話語來鄙薄人民，應當尊重他們，千萬不能傲慢。他一定要願意，並能夠"容忍蠢人"，對那些他要尋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使人們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們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喚起對他的信仰。這種作法不僅是正當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輩，他就不會成為領袖——而且在民主社會中，造成領導的這種神秘性是必要的。
領導人不僅要學會如何講話，而且要懂得什麼時候緘默不語。卡萊爾曾經說過："緘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樂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緘默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
也隻有當我們傾聽而不是在講話時，才能學到東西。
我多次見過乍到華盛頓的政界新人，他們那種表麵上善於詞令、即興長篇大論的能力，曾使新聞界及他們的同僚眼花鐐亂。但不久，這種新鮮勁就消失了。他們發現人們不是從他們如何演講，而是從他們講什麼來衡量他們。他們由於不是法國人所謂的嚴肅的人而被擯棄。最能言善辯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膚淺的人。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在做抉擇時，一條可靠的法則是：遇事少言多思。
邱吉爾在論及羅斯伯裏勳爵時寫道："不管別人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如何，對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亂的基本原則有實際體驗總是好的。要培養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參加選舉鬥爭。"
邱吉爾了解勝利或失敗以及在荊棘叢生的政治生涯中遭到粗暴對待是什麼滋味。他對投入選舉運動的教育意義的估價是正確的。選舉是"粗糙的和散亂的"，但選舉對民主製度、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說，都是必要的。民主政治是各種集團、各種力量以及各種利益之間的極其複雜的妥協過程。領導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這種陳詞濫調是貶低民主製度，是對選民的蔑視。那些高高在上的，對政治進程散布不滿的權威們，從本質上講，是真正的獨裁主義者。
領導人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頭。在國家向何處去，為什麼朝那裏走以及應該采取什麼步驟達到目的等問題上，他應比人民有更明確的見解。但他必須帶領人民同自己一道前進。隻是發號施令，但回頭瞧瞧，無人跟隨，毫無意義。他必須做說服工作，讓人民讚同他提出的見解。在這一過程中——在勝利之前的追求中——他可了解到許多人們關注和有保留的事，人們期望和擔心的事，所有這一切，作為一位領導人都是必須應付處理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還會對將來不得不作出的各種妥協，得出更完善的結論。
那個高唱"堅持原則"譴責妥協的權威，實際上是要求領導人采取自我毀滅的政策。很少有領導人願意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那位權威沒有看到，領導人往往不得不作出妥協，從而為明天的鬥爭保存自己。什麼時候進行妥協，這是一項分清輕重緩急的工作。坐在扶手椅中的戰略家，他們不考慮其他戰事，氣喘籲籲地斷言：這位領導人必須參加並贏得這次戰鬥，必須去作戰。這談何容易。常有這樣的時刻，一位承擔責任的人可能會得出結論，如果他要贏得整個戰爭，那麼某一次特定的戰鬥的代價是否大大了。他必須作出抉擇：要打哪些戰役，不準備打哪些戰役，以便為未來更重要的戰役，節省力量。
"民意測驗"來決定自己命運的政客太多了。迷信民意測驗的候選人可能會當選，但他不會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甚至稱不上好的領導人。民意測驗對摸清那些地區需要做特殊說服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但是，誰要按民意測驗來確定方針路線，那他就是忘記了作為一位領導人的作用。領導人的任務並不是聽從民意測驗，而是讓民意測驗服從自己。
成功的領導人必須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戰鬥，什麼時候應當退卻，什麼時候應當強硬，什麼時候需要妥協，什麼時候必須大膽講話，什麼時候需要緘默不語。
他必須高瞻遠矚，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目標和信念。
他必須胸懷全局——看到這項決定與其他決定之間的相互關係。
他必須走在前頭，但不可走得大遠，以至失去自己的擁護者。
在進行競選活動的"激烈而又紊亂的"過程中，他有機會來推動自己的擁護者前進，估磕馨閹譴枚嘣丁Ｈ綣晾使豕ケ匭氬渭泳貉〉幕埃撬贍懿?nbsp;會失去他的國家。
一位將軍要有部隊，但也要有一個指揮機構。一位政治領導人要有擁護者，但也要有一個組織。
對許多領導人來說，最難以接受的事情是授權問題。艾森豪威爾曾以一種簡略的形式對我說過，作為一個最高長官他必須克服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學會簽署一份拙劣的信件，也就是說，在一份為他起草的信件上簽名，即使他很清楚，如果他親自起草這個信件，會寫得更好些。
領導人最寶貴的東西是時間。如果把時間都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那他將遭到失敗。在需要他做抉擇的最重要的事情中，包括決定哪些事親自料理、哪些事交他人去做，在這些人中，他還要選出自己願意授權的人。領導人一定要善於挑選能幹的人，擯棄那些不管出於什麼理由的怠工者。格萊斯頓曾說過，當總理首要的條件是當一名屠夫。激發人們的熱情可能是一位領導人所麵臨的最艱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任務之一。下級人員中，出現受賄或不忠誠的情況，不難對付，但在那些工作人員忠誠、有獻身精神卻不稱職的地方——旁邊又有更適合的人——做激發工作就比較棘手。這也是領導者需要勇氣把公共責任置於個人感情之上的時候。但這樣做要有限度。忠誠是相互的，如果象大開旋轉門那樣人來人往，要保留一支忠於職守的隊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必須搞平衡。但在搞平衡時，要防止慣性，從而使平衡變得容易些而不是改變平衡。他必須是一個屠夫，既要使他的委任授權圓滿完成，又要保證他能放手作這項工作。他隻有有限的時間來行使權力，必須最充分地利用它。如果他自己不是出色的屠夫，那他就要另物色一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有一次竟哭著對我說："我過去僅僅是艾森豪威爾的一個不太稱職、無一技之長的下手。艾森豪威爾總要有一個不太稱職的、無一技之長的下手"。在我的政府中，鮑勃·霍爾德曼以殘酷無情而聞名，原因之一是他為我執行了許多屠夫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我不能親自完成的。
尤其是在涉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時候，由於其他的原因，屠夫的職能是極其重要的。我發現，一般他說，在官僚機構中，很少人的動力是出於對領導人的忠心，有些人的動力來自忠於對領導人所代表的事業。但大多數人，首先是被自身利益所推動，有的想高升爭先恐後一級一級地向上爬；有的謀求保障，保住他現有的工作。一個機構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亭是它提供了過多的安全保障。人們逐漸鬆鬆垮垮，機構的效率越來越低。為了保持士氣，需要有各種切實的刺激。很明顯，偶而刺激一下，會使部隊振作，會為每個機構提供一劑它所需要的興奮劑。歸根結蒂，委任授權決不能代替領導人對問題的透徹思和對重大問題親自作出決定。他可以而且必須把做事的責任授權別人，但決不能把作決定的職責委托別人。這是人們選出他並要他親自做的事。如果讓手下的工作人員替他思考，那他就成為一個追隨者，而不是一個領導人。
在物色人馬時，保守主義的領導人比自由主義的領導人麵臨的問題更嚴重。一般他說，自由主義分子更要求有政府並渴望成為掌管政府的成員。保守主義分子不大希望有政府，也不想參與政府。自由主義分子要求管理其他人的生活。保守主義分子願意獨善其身。大學教師和學生傾向於當自由主義分子，工程人員傾向於當保守主義分子。自由主義分子自動湧向政府，保守主義分子則需要誘導和說服。由於挑選餘地較小，因此保守的領導人經常不得不在那些忠誠但沒有才華和富有才華但不忠誠的人之間選擇——這種選擇不是按個人的直覺如何，而是依據對領導人的保守主義原則的根深蒂固的獻身精神。
從領導人的授權來看，有些事情相對容易些：即那些別人明顯地會比自己做得好的事情。戴高樂、阿登納和吉田茂本人都不是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讓其他人（蓬皮杜、艾哈德和池田勇人）來掌管經濟事務。
艾森豪威爾處理那封拙劣的信件，顯示了一個更難抉擇的事例：領導人必須把自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委托給他人，因為他不能也不應該花費這些時間。這就要有一種從重大事情中把本質的事情理出來的能力，要能自我克製，讓其他人來處理重要的事情。現在的趨勢是許多領導人忙於小事，因為他們不願"簽署一封拙劣的信件"。林登·約翰遜堅持要親自選定轟炸越南的目標，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
認為擺到總統桌上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是可以爭辯的。誠然，不重要決不會交到總統那裏，但是，他不能什麼事都管。起用大人物是為了決策大事，不把時間和注意力浪費在小事上，這樣他就有充裕的時間，過問那些緊急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問題，集中精力處理關鍵往的外交政策，並能擺脫眼前的緊急事務和注意中心而專心於那些非同小可的長遠往問題。今天需要授權的亭，明天就不一定有必要，他應有讓需要隨著重點轉移的靈活性。他必須有把擺到麵前等待決定的事推開不管的本領，無論這些決定本身看來是多麼重要，但卻妨礙他處理該自己高度負責的事件的能力。
這種情況與打棒球有類似之處。許多好的擊球手希望打平均數，力圖以一壘打把他們的平均數進到三百。但是他們並不是那些成為報刊頭條新聞或在公園中吸引成千人的有名的擊球手。著名擊球手雷吉·傑克遜一家，他們打得有把握；他們不追求平均數，而是爭取贏得比賽全局勝利的本壘打。領導人必須安排他的生活，集中精力，頭腦裏隻有一個壓倒一切的目標，進行幾場大的拚搏。這些拚搏，會使自己名垂青史。他可以安於平均數，打出一般水平。如果他拚命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就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他就不會出人頭地。如果他要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他必須把精力集中在重大的決策上。
伍德羅·威爾遜在擔任總統之前，曾在一篇演說中把思想家和實幹家區別開來。據我觀察，在政界中，常常是思想家不能實幹，實幹家不善思考。最理想的人物是威爾遜這樣的人。
他是一位有創見的偉大思想家，在他年富力強時，也是一位果斷的實幹家。總的看來，我所認識的現在已經成功的領導人中隻有幾個人既是思想家又是實幹家。法國的哲學家亨利·伯格遜曾告誡說："象思想家那樣去行動。象實幹家那樣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