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能力之見解
"隻有偉人才能創造偉大的業績，"戴高樂寫道，"他們是偉大的，因為他們立誌於偉大的建樹。"
成功的領袖自己有堅強的意誌，並且知道如何激發他人的熱情。本書中的領袖們，高人一籌，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曆史。他們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這不在於他們希望怎樣，而是因為他們決心幹一番事業。區分懂得權力的人和行使權力的人是極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極的，決心是積極的。追隨者希望有所建樹，領袖們決心創建業績。正如福·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所說，巨富之間有著差別，我發現大國的掌權人也各不相同。要贏得權力鬥爭，必須是特殊的人物。獲勝之後，權力本身又進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麵。權力不屬於街上的老實人，也不屬於隔壁鄰人。
我過去遇到的涉及當總統的問題中，最有見解的是關於權力的影響問題。最使人惱火的是千方百計地反複詢問，"難道當總統不是很有趣的事嗎？"
約翰·J·麥克洛伊告訴我，他曾與亨利·L·斯廷森交談過。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紀前半期的所有總統。麥克洛伊問斯廷森，就組織才能和盡職來看，誰是最好的總統。斯廷森略加思索後，出乎意外地回答說，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最有能力最勤於職守的人。但是，塔夫脫的問題在於他不喜歡權力。麥克洛伊問道，誰喜歡權力呢？斯廷森回答說：兩個羅斯福。
阿登納、邱吉爾、戴高樂——他們也極其欣賞權力。把喜歡權利說成是一種"樂趣"，那是把問題貶低和庸俗化了。一個雖有失誤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個因小人物濫用權力而惱怒的人，會急於甚至渴望親自掌管這些權力。看到別人誤亭事他甚至肉體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權力，他會更有興味地行使權力。
享有權力，他還必須認識到難免犯錯誤並能承認錯誤，希望在較小的而不在大問題上犯錯誤。隻有具備這兩方麵，既欣賞權力又不怕犯錯誤，才能有偉大的領導人所要求的大膽的行動。
一位領袖若不那樣強烈地關心他必須處理的問題，以至"樂趣"之類變得無關緊要，他就不應該作領袖。他會無所作為甚至可能成為危險的人物。他應該另找時間娛樂，包括尋求"樂趣"，但是，他應該有所節製，把"娛樂"和工作嚴格分開。
他必須對自己的工作有冷靜的、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估計，這一點既適用於實質性的工作，也適用於各種禮儀活動。
當人們把當總統（首相，或有實權的國王）想象為某種"樂趣"時，那他們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滿麵的領袖在歡呼的人群麵前出現的場麵，而忘記了要花多大氣力才能組織群眾和保證領袖能笑對攝影機。人們也許想到了表麵的和儀式上的場麵——禮服、身著製服的衛隊、預示貴賓來臨的號聲、飛機、遊艇、車隊、旗幟，但這些並非為了取悅總統。象法官的法衣那樣，它們規定著職銜，有助於履行職責。一定的權威甚至威儀是需要的。外國的國家元首，特別是那些小國的元首，需要一些有著崇敬的標誌顯示他受到歡迎的場麵，這與其說是出自對他個人的尊敬，倒不如說是因為他代表國家。肅立在火熱的太陽下，必須記住所有成員的名字，並確保禮儀中的每個細節都嚴格按計劃進行，誰要把這些隻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從未參與過這些活動。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決不是拿別人用過的自憐的語言把擔任總統說成是一種體麵的苦惱。我曾為當總統而奮鬥，並為了保住這個職位鬥爭過。我喜歡這個職位象大多數領袖們一樣，這種喜愛主要不是因為樂趣。
曆史上有過一些暴君，他們為自己謀求權力。但是，大多數居於最高職位的人——毫無疑問，他們當中不少人稱得上偉大的領袖——他們要求權力，隻是要借助權力來幹一番事業。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比別人更好地使用權力。
我這裏提到的領袖沒有一人是單一的。沒有一人是純潔的、不是具有複雜的動機的。沒有一人要求權力隻是為了個人地位顯赫。盡管有些人，如蘇加諾，過分放縱肉欲：一些人，如章曉夫，對他們的政策帶來的痛苦過於麻木不仁。是除了為自己外，他們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個人，不管正確與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於偉大的事業，都相信自己會在曆史上留下更好的名聲。
在講到領袖時，我們通常用最高級的比喻。說他們攀上了頂峰、力挽狂瀾、遠見卓識。我們常把政府首腦之間的會談稱作最高級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在格利博盧陷入危機時，曾寫過一封未發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後於事態的發展。"
有些領導人，確實高出於他們同時代的人。一般他說，最高級的比喻是特別貼切的。他們應高出世俗之見，不局限於眼前的事物。他們應該站在山頂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現代，對過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來。有些人則留戀過去。極少數人具有把過去運用於現在的技巧，設法使自己看到未來。偉大的領袖人物都有這種技巧。正如布魯斯·卡頓描述的林肯那樣："偶爾，在林肯看來，天空觸及不到地平線，在地平線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動的朦朧的形象。"
作為軍事戰略家，戴高樂和麥克阿瑟兩人都能高瞻遠矚。
戴高樂在反對依靠馬其諾防線時，問道：如果不能吸引敵人進入分隔地帶，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麥克阿瑟撇開日本已經設防的島嶼而在日本來設防的島嶼進行了兩棲作戰。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這次戰爭、當時的技術情況進行思考的範例，而其他人是根據上一次戰爭來思考問題的。針對馬其諾防線的弱點，機動靈活是關鍵，這也是麥克阿瑟的太平洋戰略的關鍵。今天回想起來事情是顯而易見的，俱在當時卻並非如此。偉大的領袖們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首先在回顧中，僅僅是在回顧中，看到那些顯而易見的事物。他們既有意誌力又有權威，並以此推動自己的國家前進。三十年代的戴高樂，還沒有那種權威，但他當時顯露出這些特點，對他後來獲得權威，或許是至關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麥克阿瑟有這種權威。如果戴高樂早一點有這種權威，邱吉爾在英國也有這種權威，那麼歐洲的曆史可能不是這樣，也可能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三十年代，戴高樂和邱吉爾是有遠見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歐洲還沒有走過艱難的道路，認識不到他們是正確的。
理論家喜歡抽象地看待權力。領袖們知道得更確切，權力使他們麵對現實。教授們可以馳騁於荒誕的艱深的學科領域，而掌握權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結論、影響、效果上，他們要處理具體問題。『美塢的劇作家們通過銀幕和電視影響美國人的自我認識，他們也對權力饒有興趣，著意於嘲諷高級官員——無論他們是軍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級官員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亂、激起遐想的滑行鐵道上，漫遊虛幻世界，那樣的話，他會被看成是古板守舊的、愚蠢的、退鈍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裏那樣處事，他必須應付現實世界中不盡完美的一麵。看起來，他對自己周圍的苦難似乎無動於衷。事實上，他並非對弊端漠不關心，他得親自關心那些真正有助於減輕弊病的事，即使是漸進的、毫無戲劇性的。好萊塢可以作作姿態，高級官員則要實實在在地幹。
從運用策略和治理國家來看，權力意味著幾千甚至幾百萬人民的生與死，興盛與貧困，幸運與悲劇。任何握有權力的人都不能忘記這一點，盡管有時他有意忘記它。權力能在不同方向上為開創和推動曆史提供機會。對了解這一點的人來說，很少有什麼樂事能比得上權力。那些尋求幸福的人，不會得到權力，即使到手，也不會很好地運用它。
一位古怪的觀察家曾經評述說，喜歡法律和香腸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製定、香腸是怎樣製作的。
同樣，我們敬佩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對於他們成功的方法卻往往視而不見。人們常向小學生講述喬治·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道德家奚威爾遜的"公開契約，公開達成"的理論。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權威們，要求領袖們"堅持原則，決不妥協，要做政治家，不要當政客"。
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協，民主就是政治Ｈ魏蝸氤晌渭業娜耍?nbsp;首先要成為成功的政客。一位領袖必須麵對現實情況下的人民和國家，而不是去應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國家。由此可見，作為領導應具備的品質，無須讓孩子們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們當領袖。
評價一位領袖，涉及到他的行為特點時，關鍵不在於這些行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詐、自負、偽裝——在其它場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對於領袖來說，或許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詐以便把利益衝突的各個集團捏合成不斷變動的聯盟，這種聯盟是進行統治所要求的。要給公眾留下適當的印象，某種程度上的自負也是必要的。為了在關鍵問題上取勝，有時又需要某種偽裝。在得到公認前很久，戴高樂私下吐露，他認為獨立是阿爾及利亞的唯一抉擇。羅斯福一邊談論美國不卷入戰爭，一邊卻在運籌美軍參戰。
一個領袖應當走在前邊，走在公眾輿論的前頭，但不可太遠。力圖將公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同時，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為這場遊戲付出代價。戴高樂寫道：政治家"必須懂得什麼時候偽裝，什麼時候坦率……他發現隻是在上千次的詭計和一本正經的許諾之後，自己才被委以全權的。"他還強調說，"每一個實幹家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私、驕傲、強硬和狡詐。但是他會得到諒解——事實上，如果他能把它變為達到偉大目標的手段，還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領導素質中有些一般人不讚賞的方麵，不僅存在於政界。我認識一些商界的領袖，他們象政客一樣的冷酷；也認識一些宗教界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他們搞陰謀詭計，欺騙和擺布別人，無異於華盛頓的官僚。事實上，從學術界進入政府又回到學術界的人常說，大學裏的競爭、傾軋比政府中更凶殘更卑鄙。學術界更偽善，更談不上神聖。
但是，無論在哪種領域，重大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有限度的問題。那些極端自私的人會被立即解雇，不論采取何種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蠻橫地對待對手還是擺出道貌岸然的姿態。那些披著美德的外衣折磨別人又善於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貴族，與商界的搶劫貴族一樣彼人蔑視。白領、藍領不是道義的標誌，牧師的衣領也不是什麼道義的標誌。
政界的競爭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聞界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不是因為政界更富於競爭，而是競爭更公開的兩大領域是體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領域裏，競爭同樣激烈，但較為隱蔽。從我自己也認為有偏頗的見解看，當賭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國家生存的大問題時，競爭較為高尚些，賭注下到某種穀物的特種商標銷售份額或電台、電視聯播節目是否受歡迎的調查戰上，競爭就不那麼高尚。我多次發現，同是那些玩弄聯播遊戲的評論員們，在評判我們這些人時，就變得虛偽起來。
在大眾哲學領域中，最熟悉的爭論之一是目標正確就證明手段是正當的。有時談得很深奧，但大部分討論是膚淺而愚蠢的。
宣稱目標正確就證明任何手段都正當是荒唐的，說其他本來不能接受的手段，現在是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需要的，這同樣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遠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為打敗軸心國的侵略而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幾千萬人遭殺害，成為殘廢、或被餓死——但是這個目標證明付出代價是正確的。如果不同希特勒戰鬥或是戰爭失敗，情況會更糟。
任何時候，一位領袖都必須權衡後果：這是領袖的第二個本性。他不能束縛在武斷的僵死的條條框框裏：在截然不同的形勢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擔責任的人捆住手腳。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都不能單獨作為衡量領袖人物的尺度。沒有一個偉大的計劃，就不會站在前列，領導能力必須服務於目的，目的越崇高，領袖潛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夠的。他必須取得成功，必須有實現崇高目標的方式來保證成功。他決不能采用有損於或使這種目標蒙受恥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業和曆史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稱亞伯拉罕·林肯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確實當之無愧。但他又是頭腦清醒的實用主義者，一個十足的政客。他的實用主義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實現。作為政客，從本質上講，象作讚助人一樣，他的行動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為實用主義者，他隻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還留在北美合眾國內的邊境各州裏解放ァＷ魑硐脛饕逭擼諡卮笪；笨蹋牧淮岬匚け泵籃現詮Ｎ蘇?nbsp;個目標，他違反法律、幹預憲法、專橫地攫取權力、踐踏個人自由。他辯解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釋為什麼粗暴地踐踏憲法時，寫道：我維護憲法的誓言賦予我這樣的責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護政府，維護國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國家不複存在，憲法還能保存嗎？一般他說，生命和肢體都必須保護。但人們常常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體，決不會為了保存肢體而舍棄生命。我認為，本來是不合法的或者說是不符合憲法的一些措施，從維護國家考慮，就成為維護憲法不可缺少的了。無論是對還是錯，我認為這就是理由，並且現在仍然堅持這種看法。
四十多年前，馬克斯·勒納為馬基亞維利的著作寫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納提出了我們"一聽到馬基雅維利的名字仍舊有點戰栗"的一個原因：我們認識到他描繪的現實確實是現實；人們無論在政界、商界活動中，或在私生活中，並不是按職業道德行事的……馬基雅維利今天使我們麵臨這樣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適應世界的要求。在這個世界中，從未有過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支配著外交領域，左右著國內寡頭執政者的權力鬥爭。
很難對勒納的結論提出異議：
讓我們弄清楚一件事：作為準則，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動中都是重要的，但作為手段，它們幾乎是無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藝術家，他關心公眾情緒的細微差別，留意各種工作方式的相似處，注意估計政敵的策略，並重視通過妥協和讓步把自己一方團結起來的艱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經常能成功地把公眾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倫理標準的水平，但作為政治家，他們從未取得成功。
人們經常說，在任何領域中，包括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振奮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數偉大領袖都是出色的演員，盡管隻有戴高樂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像偉大的舞台表演家們一樣，他們扮演公開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實際上成了自己所創造的角色的一部分。『章曉夫使用誇張的語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樣，戴高樂數點法國偉大各種標誌，也有自己的考慮。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彌補各自國家的不足。章曉夫裝作專橫霸道，戴高樂則扮演傲慢的封建領主，兩人都在玩弄心理學上的小動作。雖然兩人各有打算，但他們並不虛假。赫魯曉夫是個惡棍；戴高樂目空一切，章誠夫粗魯；戴高樂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相信他的國家是偉大的法國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適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紀最蠱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動唇舌，可以使人們入迷，煽動起數百萬人的瘋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愛國熱情。如果戴高樂的目標與希特勒一樣，他會幹出同樣的事嗎？不，戴高樂的巨大力量，他的號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於他的道義上的權威；人們不能想像戴高樂會煽動暴徒去進行謀害，就象不能想象他會當眾脫光衣服一樣。他的成功是因為他的特點適合他的角色：把法國的最傑出的人物集結在一起。
有些偉大領袖竭力把人性隱藏起來，有的則加以炫耀，甚至誇大。在作風上，戴高樂和縱欲的林登·約翰遜有巨大的差別，戴高樂傲慢自大，約翰遜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然而，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他是有能力的，這部分是因為，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確實比他的一生還偉大。約翰遜，"療法"是傳奇式的，它既是誇張的，又是實實在在的。象喬治·華盛頓一樣，戴高樂總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繭中。被約翰遜試圖說服的人發現，他自己陷入了林恰ぴ己慚的包圍。
沒有堅定的意誌，或者沒有強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袖人物。把自信隱藏起來，裝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謙虛，這種作法最近時髦起來了。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重要的領袖不是自我主義者。他們中有些人喜歡謙虛的氣氛，但沒有一個是謙遜的。謙遜是作姿態、裝樣子，正如麥克阿瑟的玉米軸煙鬥是一種擺設、邱吉爾的高視闊步是一種姿態一樣。一個人想要駕馭領導人必須對付的各種勢力，那他必須相信自己，用領袖人物應有的方式來對待自己。他必須相信他的事業。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說服別人相信他。
1947年，法國的一位批評戴高樂的人對我說：霸謖問攣裰校銜?nbsp;帝有直通電話線，在做出各種決定時，全部要做的事僅是接通電話，直接從上帝那裏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誌影響曆史的領袖們，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但從不猶豫不決。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他們也集中別人的意見，但要按自己的判斷行事。本書所涉及到的領袖們，有的會犯錯誤，但他們極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夢想，按自己的直覺行事，那麼，他們大部分時間內大致是對的。他們從來不懷疑他們是站在最高點：因為他們最適合自己的職務。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會讓位於第二流的人物。
一個領袖人物的耳朵有時要練得同人們的心聲協調起來。
行使權力就是鍛煉這種協調。隨著他越來越看慣了自己的決定帶來的重大影響，領導人也越發安於作那些決定，並寧肯準備承擔自己失誤的後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錯誤的後果。
一個領袖在決定怎麼辦時，可能要經曆極大的痛苦。成功的領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決定後花費更多的時間去為這些決定煩惱，嗟歎這些決定是否正確。在試圖結束美國卷入越南的問題上，我最難於做出的決定常常是那些最後的決定。當參與這些決定的顧問們事後私下懷疑這些決定是否正確時，我總是說，"記住羅特妻子的教訓，不要向後看。"如果一個領袖過多地考慮他的決定是否正確，就要磨損銳氣。他要全力注意明天應做的決定，唯一辦法是堅定地把昨天置於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