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要錢是孫子，無錢是羔羊
“要錢是孫子，無錢是羔羊”，這孫子和羔羊指的卻都是政府，這個話如何說來呢？
一、“這狗X的稅收”
前麵說到開發之中政府、村莊和農戶之間的利益較量頗牽扯小鎮主要領導的精力。但真正讓整個政府從上到下都深感頭痛和苦惱的，卻還是近年來農業征稅所麵臨的越來越大的困窘。
農業稅征收中農民不合作，稅收越來越困難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葉，從全國範圍看，這是整個中西部農業地區逐漸凸顯出來的一個問題。這其中既有像秦家畈村那樣特殊的例子（稅費改革以前，村裏隻向農民收取了40塊錢，其餘的費用全部由村裏麵墊付了。而稅費改革之後，所有的稅費不經由村，而是由財政直接所進行收繳。村裏不再出錢為村民墊繳，其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現在需要掏出來的錢與稅改之前相比反而多了），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其他影響村民納稅積極性的原因：一是稅賦懸空。稅改之後，村民認為賦稅增加，選擇拋荒土地（拋荒的話就不會納入計稅麵積，不用賦稅）。二是有的農民存在有稅無地的情況。三是稅改之後，國家規定不得丈量土地，有的土地名荒而實未荒，有人耕種卻無人納稅。
由於中央為了從根本上緩解農民負擔問題，防止因征稅激化社會矛盾，不僅對減賦數量做出具體規定，而且還對防止幹部的強製性征收做出了多種規定，這就使得征收更為困難。
“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有錢就收，無錢就走。”
對於征稅困難，稅賦懸空和幹部缺乏征收的強製措施是幹部們都在反映的問題。
“中央提出不丈量土地麵積，又提出稅費不能懸空，這兩者實際上有矛盾，搞得下麵的幹部不好操作，陷入左右為難之中。”
“農村稅改工作的一個前提就是弄清土地麵積，但是由於土地不能丈量，農民上報耕地時就往往多種少報，遇到開發補償，又少種多報。”
書中講到，稅改之後，國家規定稅收隻能由財政所進行。這種做法雖然合法在理，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就會遇到極大的障礙，比如說財政專管員壓根就找不到農戶的家，分不清哪些是哪些；又比如說財政專管員以前根本沒有下到村裏來收過款，找不到應對村民的合理方式。這就導致本質上還是有鄉村幹部們在辦事，財政專管員隻是跟著負責收錢和開票。但是上級在考核財政任務時仍然是以鄉鎮和村為單位完不成任務，也仍然要追究鄉鎮政府和村裏的責任。這就等於說是中央將鄉村幹部的權利減少了，但是責任卻一點沒減少。
“稅收本來就具有無償性、固定性和強製性三種特征，現在，眾稅之中唯有農業稅不允許強製征收，上麵卻又強調下達的任務一分不能少，要按時按量完成，這就等於是把矛盾扔給鄉、村兩級，讓基層為難。”
對此，作者指出小鎮鄉村幹部在此所表達和抱怨的實際上是現行政策與社會環境下農業稅征收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特殊苦難。作者認為這樣一些屬於“地方性知識”甚至是“地方感”的困難是不大習慣於從事宏觀研究的學者們所關注的，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一些帶有全局性、主導性、戰略性和政治正確性的大話語，而非新舊政策交替早晨過程中所出現的技術性矛盾。
由於學術界甚至高層政府中都曾認為農民稅費是被用來養了鄉鎮一級的幹部（甚至是村幹部），這就導致一些宏觀研究學者甚至提出過撤銷鄉鎮一級行政機關，直接以派出機關的形式對地方進行管理，要搞“倒逼效應”來進行鄉鎮機構改革。很明顯，這些宏觀研究學者其實並不了解鄉鎮在我國中到底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同時他們也未想都如果真的進行改革將會麵臨什麼樣的選擇限製和社會成本。
作者認為，作為一個以鄉鎮為研究場域的田野調查者，也就自然應該盡可能設身處地去分析、理解和體驗同樣的問題並以此出發去反思相關的公共政策設計和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