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尼爾·波茲曼預言的電視誕生所導致的童年的消逝，已不能詮釋今天兒童所麵臨的更為複雜的處境。高速開放、變化的世界迫使兒童思維、行動上發生了具體而又複雜的變化，過往成人心中固化的兒童形象需要被打破。當下的孩子展現了比以往的兒童更強的適應力，更善於學習，更加獨立，也更敏感、早熟。他們善於利用碎片化的知識與信息，也能通過未被破壞的直覺，自由地構建想象，對話當下。我們需要將孩子們單一、靜態、灌輸式的學習方式，轉變為對話、動態、賦能共創型的成長方式。通過iSTART和孩子們的一同成長，我們收獲的最大驚喜並非他們的創作成果，而是他們通過協作、創造、應對複雜現實所產生的不斷迭代的思辨與行動。
是不是
當父母和孩子分離時，孩子們如何快速擁有適應未來世界的能力？他們又會產生怎樣的情感變化？這些都能在以紀錄片手
法拍攝的電影《是不是》#pageNote#4中找到答案。影像中的父母協助孩子，將自己的衣服改造成了孩子在新世界的“職業裝”。在父母離開後，孩子們將穿上這些“職業裝”，進入新世界中屬於自己的“工作崗位”。他們將第一次切身體會成人世界的工作狀態、身份認同以及生活的現實。#pageNote#5
在電影導演的構思中，拍攝期間是沒有劇本的，他們按照《超新星紀元》小說裏的背景，通過“召集人”拜訪不同的家庭，預設了一個問題給被拍攝的父母與孩子——“假想一下你所在的家庭13歲以上的人將在3個月後離開，孩子將要接替父母，承擔起他們的工作。”導演通過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去詮釋這個看似虛擬卻又無比真實的議題。在錄製過程中所有參與者的語言和反應都是當下真實的。觀眾會在“召集人”的引導下，感受孩子是怎麼去接受和理解這個天大的“秘密”，並把它傳遞給不同的家庭的。觀眾們既會看到影片中孩子們麵對父母終將離開他們這樣一個艱難問題的懷疑、順從與反抗，也會看到父母們藏在心底的對自己父母的愛與歉疚，以及他們與孩子相處時所暴露出的原生家庭的問題，每一個觀眾也許都能從影片中看到一些自己成長的影子。影片引發了我們的思考：我們想留給孩子的到底是什麼呢？也許當我們還活著的時候，應該想
想看似遙遠卻必須麵臨的未來，好好思考一下現在我們與父母的關係，孩子與我們的關係。
楊然導演：《是不是》，影像，60分鍾，麓湖·A4美術館收藏，2018，圖片由麓湖·A4美術館提供
影片選擇了4個有代表性的家庭。第一個家庭，他們跟孩子的相處方式平等、開放。這樣的家庭可能代表了目前更年青一代父母跟孩子的相處方式。第二個家庭的媽媽本身就是一個中醫世家的傳承人，影片中所提到的兩代人之間的傳承，在他們身上會表現得特別明顯。孩子是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還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生活？兩個孩子的選擇有著明顯的差別。第三個家庭的媽媽不幸患有重病，影片中虛擬的情況，與這一家人當下所麵臨的問題是相似的。所以很多人在看到孩子與母親麵對“一次離別”吐露心聲，彼此解開多年心結的片段時會格外感動，因為這其中蘊含著太多真實的情感。最後是一個藝術家與設計師組成的家庭，你會看到藝術家在麵對這樣的主題時，更多的可能是一種超然和淡定。這個家庭的兩個孩子，哥哥與妹妹，哥哥隻有5歲，內向的他在影片的最後自顧自地做著一件衣服，他不停地嚐試將一個會發光的LED小燈安裝到衣服的中間，當“召集人”詢問哥哥為什麼要為衣服設計一個燈時，哥哥說：“這是給
妹妹的，因為妹妹喜歡，妹妹認為這是她的燈塔。”我們似乎看到孩子在麵臨成人離去的情況時，懂得了自己之於妹妹的責任，即使他隻是一個如此稚嫩的孩子。
11歲的馮可人是這部電影的“召集人”。她不單單作為電影角色參與其中，還非常投入地完成了一本《超新星紀元交接任務書》。任務書包含了“召集人”和每個家庭的背景、成員狀態，以及她的一手觀察與反思手記。
在第一篇《工作感想》中，馮可人寫道：
根據3個月後13歲以上的人被抹殺，13歲及以下的孩子看管地球的設定來看，最有優勢的孩子一定是在很小就確定了自己的夢想、發展方向，且有一定行動的孩子，像我。（段落下方配上了可人“美滋滋的自畫像”，寫道：“我想做一位會寫作、畫畫的教授！”）……這3個月其實就是一個孩子成長的濃縮期，實際時間應該是30年或更久，所以在這之前有行動的孩子會很快成長，這種選擇是比“選擇父母的職業”好得多的。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或者自由選擇，社會會麵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有的行業競爭激烈，有的行業就非常冷門。而社會處於半卡機狀態，也就是缺少工作篩選的係統，可能會導致社會短時間的混亂。（下麵配上了漫畫，左邊一堆人說“我們做領導”，右邊一個人說“
我做廚師”）
隨後她又根據不同的家庭走訪，寫下了由未來童裝短缺引發的對兒童世界中市場供求關係的思考，也從人口銳減所產生的樓房空置問題聯想到應該讓人們把注意力從居住消費轉向“難民福利”與“保護自然”……而在她的第四篇《工作感想》中，她從一位媽媽的提問中產生了新的反思，這位媽媽說：“我們的離開會給孩子們一個鍛煉的機會，這個機會對孩子們來說是好還是壞呢？”馮可人打上了3個大大的問號。她首先肯定這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但她也用“召集人”的口吻進一步寫道：
這些挑戰對於孩子們來說風險太大，這些機會多少有些殘忍。當孩子們遇到困難時，他們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反而讓它們壞了自己的心情，這就不那麼好了。況且，這個年齡是孩子們被照顧、被愛的時候，當現實這麼殘忍無情地封印了他們的童年，他們會不會抱怨？
展廳裏正在播放《是不是》紀錄片訪談，一名觀眾在翻看馮可人的《召集人工作日誌》。2018，圖片由麓湖·A4美術館提供
這就是為什麼，有時我認為我自己是個善者，告知人間驚天的消息；有時卻覺得自己是個惡人，把人類的美夢親手撕碎。
而當“召集人”在拍攝訪問結束後，詢問4個家庭的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將離開你，你隻有對他們說一句
話的機會，你會說什麼？”每一個孩子都回答說：“我愛你。”
馮可人（11歲）：《超新星紀元交接任務：召集人工作日誌》，2018，圖片由馮可人提供
“嘎嘎國國旗”，2017，圖片由ZM藝術教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