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唯物主義者，我們都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們都知道矛盾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我們複興黨作為掌握了先進理論的革命組織，我們要麵對的矛盾是非常多，非常複雜的。”
王書輝並沒有直接回答陳封的問題。這是他這個大學老師出身的家夥的一個老毛病了。在他眼裏，好老師永遠不是那種直接的快速的回答學生問題的老師。好老師應該是那種能夠不斷的啟發學生引導學生自己去思考，通過不斷的啟發和引導讓學生自己找到問題的答案的老師。
所以，那些在現代社會裏上過王書輝的課的大學生裏，會有很多人對於王書輝的這種習慣非常的不耐煩。用個別學生的話說，王老師不講課的時候像個男子漢，但是王老師隻要一站到講台上，他就一下子就變身成“嘮叨老媽”了。
就像王書輝在現代也好在本時空也好的日常習慣一樣，王書輝沒有直接回答陳封的疑問，他希望能夠把大家引導到那個正確的答案，至少也要把大家引導到走向正確答案的道路上去。
所以，他的老師習慣發作，在掌握著整個湖北省，控製了幾百萬人口，有著裝備了近現代先進武器的五萬多武裝力量的複興黨的最高決策會議上，領著參加會議的複興黨的黨政軍高級幹部們，重新溫習了一遍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裏關於矛盾的內容。
說起來，雖然大家接受的教育和培訓是一樣的內容，可是因為具體工作的關係，還是複興黨的黨務機構對於黨的基本理論最熟悉最精通。溫習完了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中關於矛盾的內容之後，複興黨中央常委會的組織部部長趙成傑發言到：
“如果我們從我們複興黨所要麵對和解決的矛盾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話，那我們就要分析一下我們複興黨和後金女真反動政權，以及我們複興黨和明王朝之間的矛盾關係了。我覺得隻要我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那麼先解決什麼矛盾，後解決什麼矛盾就很容易分辨出來了。”
在複興黨內部，王書輝雖然一直沒有把對於工業國來說，或者說對於一切推廣和建立工業化國家的政黨和組織來說有些危險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明確的提出來。可是在針對後金女真政權，也就是今後將給中國和中華民族帶來巨大傷害的滿清政權的反麵宣傳上，在複興黨內部以及複興黨治下的人民中，王書輝是一直也沒有進行過放鬆的。
就他本人來說，他並不是那種後世的動不動就吵吵著種族滅絕之類的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八零後，滿清的好與壞對他本人來說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畢竟在王書輝出生和成長的年代裏，滿清作為一個實際政權，已經滅亡了幾十年了。
幾十年的時間看起來可能不算太長。可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新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徹底的和滿清斷絕了一切關係的，完全不同文明階段的國家。新中國是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工業國，而滿清則是一個落後的封建主義的農業國。可以想象一下，在封建社會裏出生和成長的人，對於奴隸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驚詫和不解。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吧。奴隸社會的人是講究“人殉”的。但是在中國進入封建社會之後，除了極個別的帝王以及一些大腦回路和正常人不同的少數人以外，從上到下，從統治階級到被統治階級，大家對於“人殉”這種事情都是徹底的無法理解和無法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