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叫克羅齊的意大利學者曾經說過：“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王書輝本人對於這句話的認識是，不同的人，對於曆史的解讀都是按照自己當時不同的標準進行的。
比方說，非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者們看待曆史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精英人物對曆史的推動，才子將相創造了曆史。
再比方說，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者們看待曆史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人民群眾對曆史的推動，階級鬥爭創造了曆史。
作為一個穿越者，作為一個穿越了兩個時空的曆史愛好者和研究者來說，科學社會學理論的信奉者王書輝也不得不承認，明朝末年的曆史，似乎恍恍惚惚的就像當代史一樣的現實。
一邊是封建農業社會的經濟危機導致的封建王朝的搖搖欲墜，一邊是現代工業社會資本主義製度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導致的經濟發展全麵衰退。
一邊是因為自然災害和土地兼並而陷入憤怒和絕望的人民，一邊是因為環境危機和經濟衰退而開始鬱悶和失望的人民。
一邊是徹底的拋棄了明王朝政府，陷入對自身利益的偏執和瘋狂的封建地主階級。一邊是完全沒有任何理性和良心，隻知道維護自身利益開始瘋狂擴張和進擊的既得利益集團。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會科學就是這麼流氓。因為沒辦法實現證偽，克羅齊對曆史的觀點，總會在現實層麵隱隱約約的被證明。
克羅齊是個非科學社會學立場的社會學者。就像王書輝堅定的認為不存在沒有立場的純粹經濟學，隻有存在有立場的政治經濟學一樣。王書輝也堅定的認為，沒有純粹的曆史學，隻有唯物主義的曆史學和唯心主義的曆史學。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知道階級矛盾已經全麵爆發的王書輝，對明王朝陷入滅亡的曆史進程有著充分的認識。他知道明王朝將會被爆發的階級矛盾摧毀。隻不過階級矛盾是以怎樣的方式，用誰作為主角滅亡明王朝，這樣的細節，他還不知道而已。
在現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在現有的曆史條件下，沒有已經覺醒的領導組織，沒有已經覺醒的革命者的教育和指導，勞動人民對於自己力量的認識還不會覺醒。
封建農業時代的勞動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的認識是非常的模糊的。他們進行抗爭，參加革命性行動的原因甚至都不是直接對抗封建統治階級。對於他們來說，他們進行抗爭，他們參加革命性行動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解決就在眼前的生存危機。
農民造反軍勢力確實對中原地區的農民進行了裹挾。但是隻要大部分的農民們沒有麵臨著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機，他們是不可能真的被裹挾起來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陝西、山西和河南地區的農民們，對於自己被“賣”給複興黨這件事情，沒有絲毫的反抗。
因為他們參加造反，被裹挾的原因是，在絕望中主動或者被動的想要解決生存危機。而到複興黨治下生活，給複興黨“大老爺”當佃戶，當長工，做工掙錢，與參加造反當個農民軍相比較起來，一方麵可以更快更直接的解決生存危機，一方麵可以更安全更徹底的解決生存危機。
用一個叫張牤牛的原河南農民，現複興黨中原鐵道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的話來說，“不是俺不想當佃戶當長工出苦力賺錢糊口，反倒去參加造反的。而是俺們那地方像俺這樣的人實在太多，地主大戶們實在太少。俺是想當個佃戶長工而當不成，實在沒辦法才當了土賊的。”
這不僅僅是被複興黨救援下來的中原農民們的想法，就是在真定地區作戰的李自成和盧象升兵團雙方的士兵們的想法也差不多。
李自成麾下的士兵們當闖軍，是為了當兵吃糧。盧象升麾下的士兵們成為天雄軍，也是為了當兵吃糧。雙方的士兵在********上沒有任何的明確的不同。他們雙方互相廝殺的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在這個亂世中活下去，能夠繼續當兵吃糧。
生存，這才是刻在一切生物基因中的東西。
在真定府這個北直隸的南大門處，這個寬廣的華北平原上廝殺的李自成和盧象升兵團，隨著戰爭的深入開始發現一個共同的問題。似乎大家手中的武器是一樣的。
這就是被後世新中國自由派非科學社會學史學家們詬病的一個問題了。無論是李自成的闖軍軍團使用的武器，還是盧象升的天雄軍軍團使用的武器，都是複興黨兵工企業的出口部門統一生產的。
標準化、工業化生產出來的武器使得雙方發現，從對方身上獲得的武器部件居然可以嚴絲合縫的和己方破損的武器拚接起來。
比方說，一個天雄軍士兵從一個闖軍的屍體上拿到的長矛矛頭，可以非常合適的和自己那掉了矛頭的長矛杆連接起來。兩個兩個完全不同的武器部件之間聯合的螺栓，是完全合適的。
再比方說，一個闖軍士兵從一個天雄軍士兵的屍體上搜到了一小袋火槍鉛彈，居然可以非常合適的填裝到自己的滑膛燧發槍裏。要知道，用這個時代的常識來說，別說是作戰雙方的火槍彈藥不能配合了，就是己方的火槍彈藥基本上也都是不能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