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種糧虧了本，那些銀行錢莊可不管，他們可不想讓農戶的虧損讓自己承擔，所以拿著合約要求那些農戶強行履行合約，也就是要求還錢！
對於此時的中國人來說，還不起錢自然就是賴賬，可惜那些錢莊銀號的人根本不去做惡人，而是直接拿著合約去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強製執行。
由於李永吉一開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問題，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時候不得拖遝推脫，所以對那些錢莊銀號送過來的起訴狀紙，他們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發函給當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強製執行。
這樣一來，受限於帝國的行政規矩，接到法院發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動，開始做這個討債的惡人，強行收回農戶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給錢莊或者銀行，其行為之粗暴，比後世的強拆還要野蠻十倍以上。
要不說呢，此時的中國人就是太善良，太軟弱了。那些欠債的農戶麵對錢莊銀號的人，還可以強行抵賴一下，可當他們看到氣勢洶洶的警察的時候，瞬間就軟了下來，除了跪下來嚎啕大哭，基本沒有幾個敢反抗的。
當然，也有一些民風彪悍的地區，有過一些暴力抗法的行為，但一旦他們這樣做，就等於讓局麵升級，會引來當地的國民警衛隊或者當地駐軍的圍剿。
此時的中國農戶，大都隻有木棍刀槍等冷兵器，麵對警察的時候還能抵抗一二，可一旦麵對武器先進、紀律嚴明的正規軍，壓根就沒有絲毫抵抗力可言，幾乎每一次暴亂都被毫不留情的剿滅。
這麼幾次下來之後，哪怕再彪悍的地區，也不得不在血淋淋的事實麵前低頭，隻能強行忍了下來。
好在，雖然下麵的基層管理機構對待百姓過於簡單粗暴，但因為還有當兵、進城務工以及去海外殖民地這三個選項，算是給大家一條活路，因此這種由於水稻引起的經濟危機才沒有產生大規模的動亂。
在這其中，當兵，哪怕是最低級的義務兵呢，起碼也是包吃包住，每個月還能有2華元可拿，這種待遇在如今這種糧價低迷的社會環境下，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再加上因為技術的進步，當兵的危險性很低，所以當兵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職業。
誰都知道，在中華帝國當兵，是要遠離城市的，也就是軍人不得幹政，所以中華帝國的行政機構跟軍事機構不說涇渭分明，那也相差不大。
軍人不得幹政，保障了軍人的獨立性，又因為帝國軍人普遍的超高待遇，基本上能做到沒有後顧之憂，社會地位也很高，讓他們對軍人這個職業擁有強大的向心力。
所以說，在軍隊這樣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特殊組織中，思想很容易被統一起來，再加上此時的中國人都相對單純，給他們灌輸忠君的思想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很多年輕士兵，正處於偶像崇拜的年齡，可現在又沒有什麼娛樂偶像，所以就轉化成了對皇帝的忠誠，以至於很多年輕士兵對皇帝的崇拜隻能用狂熱來形容。
這些情況，李永吉都通過無線電以及帝國軍中的情報機構了解的很透徹，尤其是最強大的禁衛軍，他更是自信不會有人敢造反。
現實就是，別看現在中華帝國的國防軍數目最多，可就算國防軍全部都造反了，也無法對抗任何一支禁衛軍部隊，畢竟兩者之間的武器差距太大了。
可以這麼說，當初李永吉之所以敢放心大膽的出國，親自帶兵幹涉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因為他對軍隊的掌控力度空前強大。
為了保障對軍隊的控製，他平時跟國內的通電中，與軍隊主官的通話次數是最多的，相比而言，哪怕是沈世明，通話數量也沒法跟軍隊高官相比。
李永吉的這個做法，就是要在軍隊中顯示自己的存在感，保持跟部隊軍官的溝通，這不但能增加軍官的忠誠度，也能讓自己對軍隊的情況了解的更透徹。
總之，李永吉雖然身在國外，但還是牢牢把握著帝國軍中的大多數權力，緊緊地握住了槍杆子，隻要小心謹慎，不輕易涉險，不給別人刺殺自己的機會，他就能夠掌控一切！
換言之，正如張信達所說，以李永吉目前的狀況，別人要想謀朝篡位，必須先除去李永吉這個人，否則就要麵臨帝國軍隊的強力鎮壓，絕對不會成功！而要想除去李永吉這個人呢，似乎除了刺殺一途外，別無他法！
這麼一想，李永吉心中的脈絡也就大概清楚了，到底是誰最有可能對自己不利，也基本找到了目標，甚至以前種種不合理的端倪，也找到了比較合理的說法。
“但願隻是我多慮了。”想到這裏，李永吉歎了口氣，“否則的話，就真的是太讓我傷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