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鎮裏當大學生村官期間，曾聽到一位領導當著我的麵對其他人說：“我的孩子，將來我一定要讓他盡早進入社會。讀那麼多書幹什麼，本科生又有什麼用？適應社會才是真正應該抓緊幹的事。”
我不知道他說這話是否意識到我在場，也不知道他是否在針對我，反正當時我聽著的確感覺很不爽，於是用力一拍椅子扶手，然後拂袖而去。
當初到鄉鎮擔任大學生村官，總體來說還算平平穩穩，工作幹一天算一天，工資待遇也沒少享受。
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到鎮裏工作那些為數不多的全日製本科以上畢業生，當時並不受鎮裏的主流社會待見，這一點從多年以後這些人各自的結局看就可以明白。
榮宇，非常有才、非常儒雅的一個人。剛來鎮裏的時候還能跟同事打成一片，沒多久便發現自己除了理想信念以外，思想觀念、行事風格都與周圍人合不來，於是便疏遠原來的圈子，成為獨來獨往之人。他後來的事前麵已經說了，選調到偏遠山區去，沒多久辭職，重新成為自由職業人。換過多種職業，最後不得不重新回到體製內成為一名事業編製工作人員。
老董，雖然工作兢兢業業，但和榮宇一樣，因為學曆過高，從大城市和學校帶回來的一些觀念、理念同樣與鄉鎮、農村的人文環境格格不入，一向不受領導和同事待見，連去檢察院都不推薦他。2002年公務員考試與檢察院擦肩而過之後，更是被組織上調到一個更偏遠的鄉繼續當他的大學生村官。後來兜兜轉轉幹過幾個鄉鎮，最後終於在另一個大鎮安穩下來。直到2018年組織上為了照顧未入編的老村官，專門設特崗考試把他們全部變為事業編製幹部，老董這才得以考上當時所在的鎮，成為一名普通的辦事員。
還有一位，老黃，早年從合並之前的廣西農業大學畢業，在鎮裏的人事關係是農業服務中心事業編幹部，長期抽調鎮政府從事包村工作。這位老兄由於出道較早，別說在鎮裏，就算放在是市（縣級市）裏，很多全日製大學畢業生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師兄”。老黃為人和善，工作認真負責，隻是性格有些狂放不羈，常有驚人之舉，有時能見義勇為、勇鬥凶徒，有時也能大鬧會場、忽悠領導，所以很多人還是不待見他，在鎮裏混了很多人，眼看人家晉升的晉升、調動的調動，他二十幾年都是原地踏步，事業上毫無建樹。不過後來通過老領導的關係調到市（地級市）直單位工作，級別沒有提升，好歹工資待遇上去了一些，也算是給了這幾十年的付出一點“安慰獎”。
我本人，在第一章開頭就簡單介紹了簡曆，雖然一向很努力，其實職業曆程也是一波三折，最後的結果不盡如人意，但在這些人當中我算混得好的，這些後麵我都會說。
我們這些號稱當年那個鎮的“全日製本科四大金剛”，當年初來乍到的時候無不乘高學曆之風，意氣風發，躍躍欲試，鉚足了勁要在組織給我們的舞台上拚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然而我們很快發現，眼前的這個體製內世界，早已大學畢業生遍地都是。
怎麼回事，不是說當年大學生很金貴嗎？
沒錯，那時候的全日製大學畢業生的確很稀缺，尤其是本科以上學曆的畢業生。但非全日製大學畢業生也的確遍地都是。
這要得益於那時國家對幹部學曆的嚴格要求，我們參加工作的時候，大多數地方的國家機關已經對幹部提出了高學曆的要求，至少得是大專以上學曆。然而，相當大一部分的在職幹部、包括在編和非在編都沒有這種條件，包括一些組織著力培養的年輕幹部，基層國家機關幹部隊伍麵臨著年齡結構降不下去、學曆結構提不上去的窘境。
但是，這難不倒組織和領導，他們有的是高招。不是年齡結構降不下去嗎，不是要通過考試嗎？就通過各種花樣迭出的途徑，從非在編工作人員中提拔一批年輕人，這就解決了結構老化的問題。不是學曆結構上不去嗎，不就是文化低嗎？那時候的教育政策已經很完善了，什麼函授、自考、進修......，各種五花八門的途徑大行其道，都能很容易讓一個低學曆的人蛻變成為一名大專、本科甚至是更高學曆的畢業生，而且這個過程並不複雜，需時並不長，這就解決了沒文化的問題。
這樣不是不好，的確對基層幹部隊伍結構優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我們這些科班出身的所謂高學曆人士就傻眼了。什麼，如此輕輕鬆鬆都能成為大學生，我們這些人又算什麼？我們從小考、中考到高考，有的還通過了研究生考試，翻爛了不知多少本書，寫破了不知多少張稿紙，流幹了不知多少身汗，拿到了不知多少本證書，到了走出校門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寒窗苦讀十幾年得到的東西，人家輕輕鬆鬆兩三年便可以拿到，這叫我們上哪裏說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