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華夏魂（三）
“卓如兄所慮之聖人政治，當視現實有無聖人而論，而非一概而論之。古之堯舜禹，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聖人也，故國有大治。而西夷無聖人，方求之於民治，以君民共主天下。然今日觀之，天心輪轉，我華夏代有聖人出，先為我華夏皇帝，而今上之聖明不下乃父。我華夏有聖人，自當興聖學，匡扶華夏正統，此傳統也，亦現實也。若猝然興西學，以無知之民與聖人共治天下，難免事務昏亂，國事紛雜。”
“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士農工商各有所司.既有聖人，萬民自安，何慮天下不治呢？何必效法西夷，行此亂中求治的下策……”[]
譚嗣同大作一出，字字扣住“國情”，歌頌“道統”，又捧住了“聖君”這麵大旗，頓時“複古興漢”派就是聲威大震。
不少人私下揣摩，這梁啟超原本就對朝政多有批判，尤其力主民權民主，倡導平等自由，處處掣肘中樞大政。現在譚嗣同以前部長之尊，又打出如此義正辭嚴之旗號，天理人心盡皆在手，以順擊逆，何慮不勝
眼看局勢定鼎，不少政府內或政府周邊的文人也開始按捺不住。
帝國大學政治學係客座教授，統一黨幹將林可適發鴻文一篇，炮打議會政治：“……所謂議會者，遇事各顯奇能，動輒大言欺人，或妖言惑眾，或危言聳聽，或故弄玄虛，爭來論去而事無定論……回顧過往，凡重大決策，全賴我皇上聖明，乾綱獨斷，而議事諸君無君上幹涉即百無一成，君上幹預則遵旨照辦，如此國會要之何用……”
“……所謂政黨政治，蓋因西方階級分化，階層對立，又無聖賢之君以調和陰陽，故不得不行多黨，以分別代言各階層，犧牲決策之效率而彌合階層鴻溝。我天朝家國天下，上下一體，雖有尊卑體製，實乃一家人也，官與民，君與臣，實乃父母子女之關係。如此敦睦之社會，何須多黨，國會？難道於家庭之中，要子女舉手以決定事務？奇哉怪也……我天朝既有聖君令主，則盛世可期，所謂國會，徒耗時間，實無益於國家黎民……”
這個時候，連一些地方上實權在握的官員也迫不及待地決定站隊，“以為陛下聲援”。
河南省新任副省長，因戰爭期間辦事勤勉，支前得力而升遷的趙玄元在河南喉舌《新豫報》上發表文章，“……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無。我華夏興盛全賴君上統禦有方。先帝者，千古未有之聖哲也；今上者，超邁古今之一帝也。我豫省生民，懇請為陛下立生祠，春秋祭祀，並請廢國會，除政黨，以聖君領內閣，複我皇明正道，則家國一體，再無妖言惑眾，大言欺君者，天下必治……”
一時間，在朝在野，頌聖不斷。對過往傳統的懷念，對國家民族的自豪，對先帝恩德的追思，對現任皇帝雄才大略的仰慕交織在一起，居然就生生掀起了更大的潮頭，甚至連幾個“督導國”也都牽連了進來。
一直苦於“報效無門”的朝鮮首當其衝。
朝鮮“大儒”崔炳皓秉筆直書，拍手稱快：“我朝鮮三千裏江山，千萬子民俱受儒家教誨，小中華鄙陋之民尚知禮義廉恥，通曉君臣之道，奈何神州總有不肖之徒，欽慕夷狄鄙夷華夏，數典忘宗，此非禽獸之徒乎……”
一批在京的琉球“國學大師”也忍不住出手，同聲頌聖，連帶指責提倡新學之人“黃皮白心，實乃香蕉人也”。
正在此時，已經被視為“在野清流之望”的《華夏時報》刊登了“獨秀”的一篇文章，輿論頓時又是一新。
這篇名為《廢理學，棄腐儒，華夏因此而興》的文章，讓所有“複古興漢派”頓時如鯁在喉。
“獨秀”以毫不留情地筆調寫道：“……所謂理學，實乃中華文明衰落之禍首。其學之殘忍荒謬，縱觀華夏曆史，也未曾見過。此學把漢代經學之三綱五常發揚至極致，宣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把道家的‘道’，佛家天台宗的‘理’融入儒學，並發揚到極致，把儒學發展為玄學，讓知識分子的思想徹底陷入唯心主義詭辯的循環論之上……”
“有人居然把理學和科學混為一談，實在是如同蠢驢。理學提倡‘理氣二元論’，用氣來替代道家所謂的無和佛教所謂的空，氣凝結為萬物，又複散歸於虛空，即佛教所謂一切歸於虛無。所謂‘天理’，也就是道，則無處不行，為‘生物之本’，是變化的主宰。朱熹認為，人稟受氣質而成型，而天理附著於氣質之中，便是所謂氣質之性和理義之性。人之所以有愚昧和罪惡，全是氣質之弊，而理卻是善的，故而人欲是惡的，人必須徹底消滅**，理學必須‘去人欲，存天理’。自理學大行，則中華之民也就徹底被閹割了一切主動性和創造性，失去了進取的動力和思想自由。人的**本來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卻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而理學卻認為人欲就是罪惡，強行要消滅而不是節製和引導人欲，此等荒謬絕倫扼殺人性和一切進步的謬論居然被冠以‘科學’的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