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一股甚囂塵上的逆流，鄭宇隻是靜靜地觀察著，有條不紊地處理著國家的各項急務，做著一係列的戰略安排。
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隻是冷眼觀察，si下裏卻在聚攏聯絡各派力量。[]
眼看著局勢已經開始超出正常的學術討論的範疇，鄭宇終於聯絡內閣。
很快，內閣頒發條令，“嚴厲禁止各種歧視外鄉人，外國人之行為，嚴懲一切違法行為”。對一些sāo亂嚴重的地方，政府直接調動了警察乃至警備部隊平息事端，並依法逮捕煽動暴亂的責任人並提出公訴。對放任乃至煽動事變的地方官，地方財政院人員，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訴。
不過，那些衝鋒陷陣搖旗呐喊的複古興漢派文人，卻是沒有遭到什麼變故。
一番喧囂過後，社會秩序剛剛lu出的一點混亂苗頭又更加迅速地消失無蹤。一些剛剛蠢蠢yu動，卻還沒來得及發力的勢力眼看著形勢似乎有些不對，又忙不迭地縮了回去。
《華夏時報》，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這篇文章名為《何為華夏》的文章，開宗明義：“華夏就是中國之民，隻要中國之民在，華夏就在。華夏從未滅亡，也不會滅亡，因為無論它曾經經受多少苦難，多少扭曲，華夏民族都不會絕滅。”
北竹提出，“華夏的根基，在於華夏之民，也在於華夏之文化。而華夏文化並非簡單的儒家，更非理學。華夏文化不是區區幾個所謂聖人製定的不可逾越的規矩，不是幾本聖賢書圈定的範圍。華夏文化是全體華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結晶，他不僅僅是少數聖賢門徒的專利，他屬於全體國民。”
“華夏文化自古以來就一直在不斷發展變化，而並非單純地效法古人……漢代之經學，盡管號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卻是外儒內法，並兼取黃老。以儒學訂綱常宗法以律法約束官民，以黃老之寬仁蓄養民力。而後之宋學，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禪，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內求索進而發展為理學，逐漸陷入空談務虛。”
“華夏文化，除儒學延續之外，還包括了先秦諸子之學，包括了曆代經世致用之學，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傳承，包括了勞動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創造和經驗積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鄭鷹揚棄傳統融彙東西開創的‘新學，！所謂理學即是華夏文化，儒家就是華夏文化某幾個‘聖人，之言便是華夏文化，某個‘聖學，就是世間顛撲不破的真理，實在是大謬不然。”
“華夏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樣，其產生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並非天降一聖人，寫下一篇神作，而後世之人隻要不斷地去‘加深領會”它一樣有時代的局限，隻適用於一定時期，一定背景，一定區域，而絕非推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更不是絕對優於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mi信聖人敬天法祖，這種種弊病已經讓中華文化自理學之後一步步走向衰落。幾百年來，以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沒有貢獻一個思想家，也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就，國是日非，可見所謂優越的文化，實在是有大問題，早已落後於時戧了北竹筆鋒一轉，又旗幟鮮明地提出，“所謂傳統文化，絕非三綱五常，尊卑上下，家國天下，絕非什麼修齊治平，更非理學宗法。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於其目的而非手段，在於其精神而非外在。”
“以筆者看來，華夏文化真正需要繼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為本。乃是其精神內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並非在曆史過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閹割之後麵目全非的宗法禮教。”
“孔子提出‘克己複禮，，目的是要通‘定名分，，‘各安其位，來‘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讓人—那個時代的人的含義隻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隸和剛剛擺脫奴隸身份的底層民眾（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民”）—能夠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思想內核有其偉大之處：以人為本，隻是他眼中的人隻限於士人階層罷了……”
“…………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作為一個舊貴族的後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複周禮，，通過由自己身邊的家族關係開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廣到國家，以這樣一套等級秩癌和人治體製來消除紛爭，通過教化來弘揚人本xing的善，在統治階層內部實現“推愛”，以肯定各自家族si愛優先來結合禮法尊卑，消除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在此基礎上約束統治階層有節製地對底層民眾進行索取。在孔子看來，這就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最佳手段。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這些都隻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學的目的乃是以人為本，而孟子民貴君輕的提法更體現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時移，千年以降，儒學曆經變革，一步步被改造為更加適應**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一步步加深了對國民人xing的扭曲和對思想的束縛…………漢朝已經從‘百家爭鳴，發展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下定於一尊，，魏晉的開放和學術自由到了隋唐發展為科舉，政府開始通過官定考試選拔來嚴格控製意識形態，而到了宋元之交，洛學進一步拋棄了唐朝的功利主義學術，完全走入空談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頤到程頤到朱熹，一步步陷入過分強調‘義理，的極端主義。南宋陳亮和朱熹的‘義利之辯，就是典型的例子：宣傳社會進步，提倡務實和經世的陳亮最終‘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高，，鬱鬱而終，滿口空談道德仁義，對一切社會進步完全否定，並空想出一個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認為後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為有‘道德缺陷，而糧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卻在之後被曆代統治者推崇，成為了‘聖＝，其學術成為‘顯學，，其後的心學也好，實學也好，最後也都無法擺脫理學的窠臼淪入空談或徒勞的‘考據，，社會思想越發僵化保守，社會日複一日地**僵化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手段逐漸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學，宗法禮教已經成為目的本身，至於以人為本，如何實現中庸仁恕的精神，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去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