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妥了至關重要的一項改革決定，兩人之間的距離明顯拉近許多。說著說著，又轉回到大學教育的問題上。
杜威對美國式和英國式的大學卻有些不滿，認為過於書本化…導致了英美教育在某些方麵落後於德國。[]
這其實也是鄭宇一直很感興趣的問題。
這個時代，德國的大學教育冠絕世界，德國式的大學教育也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東西。
杜威很是推崇德國的研究型大學，認為把學術自治處理得更好，既有自由又有科學。早在1737年，哥廷根大學哲學院章程就規定“所有教授，隻要不涉及損害宗教、國家和道德的學說，都應享有教學和思想自由這種責任攸關的權利;關於課程中使用的教材及討論的各家學說，應由他們自己選擇決定”。這一嚐試最終由柏林大學完成，並開創了“教學與研究合一”的理念，並且從一開始就把專門的科學研究作為主要要求，把授課作為次要要求，不再以博覽群經和熟讀百家為能事′而要求學生掌握科學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從事創造xing的科學研究。
為了引導和訓練學術從事研究，柏林大學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教學形式——大學研討班。在討論班裏，學生是活躍的合作者，實現了教師和學生之間教與學的直接接觸。在這種形式下′學生不僅可以和教授共享研究結果′而且可以共享研究的方法和技術′使學生一開始就有機會接觸到科學研究的前沿。
德國的李比希第一個在大學中設立了實驗室，把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相結合，建立了在導師指導下，學生和導師組成一個研究整體進行開發的大學科研體係。
在德國大學，學術自由首先是研究自由，其次是教學和學習的自由。教學的自由是教師可以講授自己選擇的東西，而學習的自由則是學生可以擺脫一切強製和必修的訓練，背誦，提問和測驗。在德國的研究型大學…任何一名教師都不會受到組織和政府部門的角度指導，甚至很多人知識無薪講師，沒有工資，其收入來自於選修其課程的學生所交的聽課費。
在研究型大學中，教授和學生有著密切的互動，往往以導師為中心形成“學派”。而在這種學派中…學生是自由的，其基於自身的興趣和對導師的認可進入學派，又通過自身的努力對學派的發展作出貢獻。
在德國，學生隻要被錄取，除了自主挑選老師和課程，甚至無須參加考試，而且有一到兩次機會更換學校。大學不會對學生的si人生活進行監督，也不進行任何懲罰，學生可以不住集體宿舍而自己租房…也無須支付總體的學費，而是對每一門課程支付學費。
在杜威看來，德國研究型大學的這一套體製固然有很多的問題和缺陷，但至少在德國運行得很好。從學術成就來看，德國的確在幾乎全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站在了世界最前列…而讓之前曾經在科學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英法瞠乎其後。
他認為，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很好地體現了互動式教育，生活型教育的思想。把單純的理論授課變成了從實踐中學習，從生活中學習，把課堂聽講的枯燥生活變成了自己動手進行研究。
這一套體係，可以從年輕的優秀儲備人才中選出那些大有前途，並且適合繼續做研究工作的人，這些年輕人通過學習和實踐而領會了研究的精神…並且因參與而獲得ji勵。
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就通過這樣一套體製…再配合創建專業科學刊物，終身教席製…大學與工業界的研究實驗室的合作，以及以企業為主導的市場化研究體係，最終保障了德國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上的領先。
杜威指出，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已經不僅僅是德國的專利，英美都在著手學習德國的學術體製，比如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仿效了德國研究型大學的設置，這也是未來美國大學教育改革的方向。
鄭宇回想了一下前世他所理解的曆史，德國確實有很多著名學派和實驗室，比如有機化學的萊比錫學派，數學的哥廷根學派和柏林學派，社會學領域的法蘭克福學派等等。從德國在學術和經濟領域的成就來看，這套體製也自然有其成功之處。
但問題是，德國這樣寬鬆的教育體製，能適合中國嗎？
“除此以外，對中國的教育，我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擔心。”
杜威下一句話又提起了鄭宇的注意。
“帝國大學這些年的學術自治搞的算是比較好的，雖然也有些問題，但還不算嚴重。”杜威說道，“不過很多其他學校，現在都已經出現很大問題了，比如……**。”
鄭宇心頭一沉。
“雖然我是個美國人，但很多事情並不需要太複雜的過程就可以了解。”杜威說道，“在一林學校，尤其是地方學校，學校中地位最高的已經開始不是教師，而是後勤職工……這些人多數都是地上顯貴或有關係之人的子弟親屬，控製了學校的各項重要資並且以此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