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的大遷徙開始時，承擔大遷徙主角的亞洲遠古智人即黃種人，他們正處於思想意識和原始價值觀剛剛形成的初期階段，在遠古智人中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態，仍然保留著非常原始的狀態，他們依靠采集野果和植物充饑，在小溪小河撲魚等自然生產方式謀生。
人類學家認為，生活環境越艱苦越能激發人類的鬥誌、智慧、創造力。人類學家認為，惡劣的環境、無畏的勇氣、精妙的智慧等提升人類文明高度的三大因素。
生活在末次冰河期東南新大陸北部（中國南部、中國南海、中南半島等地區，即今中國嶺南地區、中國雲南、越南、老撾、泰國、緬甸，我們這一帶的人種為中南黃種人）等資源匱乏地區的人類，他們獲得食物艱難程度遠遠高於物產豐富的南方（即末次冰河期的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一帶）。因此中南黃種人為了獲取食物，他們隻能發明陷阱、投石、標槍、石刀和弓箭等高端的捕獵手段和工具，當然他們也用這些武力手
段和工具對付侵犯他們的人類。在江河湖海中他們掌握了徒手捕魚、尖木叉魚、結網捕魚等打漁技術及技能。
在寒冷的末次冰河期，人類的自然繁殖非常困難，人口數量很低，很多地區都是無人區，因此在末次冰河期威脅人類生存的天敵主要是凶猛禽獸，隻要人類能夠躲避這些可怕的它們，人類就可以通過采集、狩獵和打漁等獲得充足的食物。
但是隨著人類定居區域人口增加，人類通過自然方式獲得食物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饑餓和營養不良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災難。因此，經曆過那些嚴重社會問題和災難，同時掌握植物知識和種植技術的人類，他們開始種植糧食、蔬菜、水果等農作物，人類最早期農業就這樣發展起來了；同時，那些掌握動物知識，以及掌握動物繁殖及馴養技術的人類，他們開始發展養殖業和畜牧業，人類最早期的養殖業和畜牧業就此誕生。
早期人類很早就認識了人生的痛苦和無常，為了排除痛苦和憂悶，獲得內心的安定和快樂，人類必然要發展思想、宗教和社會管理。人口和食物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大問題，為了減少人類內部鬥爭和消耗，減輕人口對經濟的壓力，部族長老會和首領們將一部分族人遷移到部落根據地以外，那些未開發地區或者無人區；由於部分人口外遷後，部落內部仍然存在人口增
長的情況和風險，因此聰明部落首領和思想家，開始提出和實施各種控製人口的措施，如拋棄嬰兒及老人、殉葬製度、對成年人采取節育管理（男女分居、閹割等），這些社會管理的方式，後來逐步演變成人類宗教儀式，如割禮、人祭、殉葬、清修、苦行、殉道等高尚的宗教行為。人類學家認為，在大遷徙之前，人類已經養成和具備上述思想、宗教和社會管理方式。
在早期人類農業發展初期，人類最先掌握了種子、選種、育苗、栽培、養護、收割、分離、晾曬、初加工和儲藏等農藝技術，在氣候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證農業收成的基本穩定。
在遷徙過程中，人類要經常接觸新土地，對於農業而言，每一塊土地的土質和肥力都不同，因此土地耕種一段時間後，土地的收成都會逐步減少，最終出現絕收的極端情況。
有了這個農業知識後，不斷開墾新土地成為農民種植農作物的常態即遊耕，由於開墾土地從事除草和砍伐樹木等繁重的體力勞動，因此聰明人發明“放火燒荒”等高效的土地開墾方法，從此“刀耕火種”為遊耕農業和原始農業的代名詞。
聰明農人發現經常被河水淹沒和滋養的灘塗土地，以及有植物殘枝敗柳沉積的沼澤地、黑土地等土地，能夠長期保持種植產量穩定的農作物，有了這個認識後，人們開始認識肥料，
並逐步掌握肥料製造及施肥的技術，從此農耕民族避免了“刀耕火種”的遊耕生產方式的繁瑣和奔波，過上穩定的定居生活，定居的生活方式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形成了人類早期的社會形態，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人類文明繁榮發展的基礎。
同時，定居生活也促使養殖業和畜牧業的發展，由於人口的增加一部分人口專門從事養殖業和畜牧業，從事選種、馴化、繁殖、圈養、放養、貿易等成為畜牧業專業技術。養殖業和畜牧業的繁榮豐富了人類的食物，為人類健康提供了足夠的蛋白質，改善了人類的體質和運動能力。在人類大遷徙之前，遷徙人類已經掌握上述農業、養殖業和畜牧業方麵的技術和技能。
由於遷徙人類具有農業、養殖業和畜牧業等方麵生產技術和技能，因此大遷徙完成之後，人類在世界各地依托大江、大河和大湖等水源豐富、灌溉便利的地區，將這些地區的河流灘塗、森林、草原、沼澤、荒地等開發成人類最早期的農業區、遊牧區和定居區。
在農業、養殖業和畜牧業沒有進行專業分工之前，養殖業和畜牧業依附農業而存在，農家主要從事農業，同時兼營圈養和放養牲畜和禽類。
農業、養殖業和畜牧業完全分離後，定居社會的人民主要是社會統治階層、農耕民族（兼營養殖業）和商人等組成，定居民主
要居住在村莊和城市裏。遊牧民族遠離村莊和城市，他們過著遊走不定的放牧生活，遊牧民族要交易牲口、購買生活必需品時，他們才會進入村莊和城市。
為了獲得土地資源，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始終不可避免，農耕民族為了保護耕地、水源和地盤，開始進行邊防圍欄和圍牆，在交通要塞設立關卡檢查行人及貨物，阻止遊牧民非法進入。如此地方管製，必然引起遊牧民族等非定居民的反感和憤怒，由於語言交流和談判不能解決問題，因此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等非定居民的戰爭經常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