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在一個隻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台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
如果你住在台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父母將埋葬於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麼，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台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
在郵局窗口，我說：“請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裏。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裏；鼻子和尾巴都抵著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地說：“這太可憐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著。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裏，我伸出頭大叫：“這麼美的景色，別丟垃圾！”沒有回音，我隻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嗎？”回答是：“沒有。”
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
回台灣第二天，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著鬥笠，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地朝天躺著。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地繞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警察打電話！”
司機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電話有什麼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
“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
“《英文郵報》。”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拔另一個號碼——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疑地說：
“那你把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著處理。”
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摔了。
有一段時候我們住在臨著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覺對街的夜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台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
失眠一個月以後，我直接打電話給分局長，請他對我這個小市民解釋為什麼他不執法。這位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咱們台灣實情如此，取締是辦不到的。”
過了不久，我打開門，發現上個滿臉長橫肉的人站在門口，凶狠地說：“哇宰樣你報警察。給你講，哇是會宰人的，哇不驚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輛計程車掃著我的手臂飛過，馬上又被紅燈擋住。我生氣地走過去，要他搖下窗戶，說：“你這樣開車太不尊重行人；我們的社會不要你這樣沒有水準的國民……”
很可笑的，知識分子的調調，我知道。燈綠了，這個司機把車停到街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手裏守著一根兩尺長的鐵棍，向我走來……
分析一下這些經驗。造成我“生氣”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這個社會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當司機拿著鐵棒向我走來的時候，我隻能默默地走開。第二，我們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沒有立法來保護，跟唯利是圖的人談人道與生態毫無意義。第三，執法的人姑息。明令攤販不準隨地設攤、汙染環境，但是當執法人本身都觀念不清的時候，你怎麼辦？
這些都造成我的失敗，可是，你知道嗎？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
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去的不隻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百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長抗議的不隻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地說“中國台灣實情如此”嗎？如果那個養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對他說：“換個籠子吧！”他還能視若無睹嗎？如果叫阿旺的這個人一插隊，就受人指責，一丟垃圾，就遭人抗議，阿旺一天能出幾次醜呢？
想一想，在一個隻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台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我們既不能換一個較大的籠子，又不能殺掉—半的雞（不過，我們混亂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為我們淘汰人口）。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隻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製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隻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