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僅僅是上司的禮要送，同輩份之間送禮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壽，明天他家死人，每個月總要有幾宗，這就要大家一起湊份子。湊的錢稱為“分金”、“分子”。這些同寅間的應酬被認為是“禮不可廢”的規矩。《春曹儀式》記有清代禮部衙門中關於此項規矩的一些內容，如：“終歲，同舊僚公會。儀司約舊僚官尊者，斂分舉行。同僚及舊僚，遇有慶吊，禮不可廢，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輕重，斂分舉行”。表麵上看，“湊分子”是人情往來，但在官場中，這種人情有著權力因素，所以漸漸地就形成了一種規矩，很多人都認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當然的事。一首主題為“湊分子”的詩這樣寫道：“同官同鄉請分子，兩吊四吊分彼此。為奠為祝為告幫，五百飯資先去矣。都門流落君莫哀，急濟會人鬮資財。從古長安居不易，再到長安好運來，重請分子原應該”。由此可見，交分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場之中朋友情誼的深淺。
在帝製社會，既然官場應酬如此之多，禮之厚重不言而喻，那麼，官場應酬的開銷有多大呢？
清朝官員張集馨在福建當汀漳龍道台（汀漳龍地區一把手）時，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帶著家眷、兵役、隨從等三千多人浩浩蕩蕩打道回鄉，途經漳城，當地為了招待這位前上司，既備酒席，又請戲班，還送上“程敬”（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共花去一萬兩銀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經不是官員了，居然還受到如此優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員如果下一次基層，基層官員該拿出多少錢來。
最典型的就是欽差出巡過境，相對於朝廷派來的特派員，其在皇帝麵前一言就能決定一個地方官的進退，所以無論你在地方多麼位高權重，都成了小人物。欽差一來，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時候了。張集馨曾就此記過一筆賬：欽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門駐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單，到布政使衙門請借接待費二萬兩銀，事畢之後再將經費分攤給各州縣，大約每次的攤派總額為三五萬兩銀。欽差出於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禮金，於是，地方官還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欽差的私宅，向來如此。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員，就是過往的要員，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還是那位張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記錄了一份詳盡的日常應酬情況。當時他擔任陝西督糧道（相當於財政廳長）一職。由於督糧道這個差事很肥，所以，陝西的官場接待經費也由他來負責。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員、官場規則的文字。下麵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張大人記錄的迎送要員情景。但遇有要員到境，督糧道便跟隨將軍（大軍區首長）、巡撫（省長）等上司到官廳迎接，送至公館休息，然後張燈結彩，請戲班、備酒席。每次都要請兩班戲，酒席備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備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陝西西安由於氣候原因，活魚很難得，一尾大活魚值四五千文錢（約三兩銀，400多元人民幣），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都是貴重難得的東西，亦必設法求購，否則客人就會認為這個督糧道太摳門。這樣的聚會是非常熱鬧的，一直要折騰到深夜兩三點鍾才散。散後，主人將喝得搖晃的客人送出登轎，逐次揖送，還要派下人持著主人名帖，到各公館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並饋贈盤纏，盤纏之多少，依客人官職尊卑而定。每次宴會，連戲價、賞金、酒席雜支，一般都要二百餘兩銀，當然，這還沒有包括送給客人們的路費。
張大人在其著作中寫道，一年當中，大宴會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春秋年節，還要請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員看戲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沒有過往的客人，他就必須主動邀請人家了，被邀請的人包括兩司（布政使與按察使）、鹽道（相當於省財政廳副廳長）一起熱鬧一下，不如此，則不足聯絡感情。
這樣算下來，張大人一年的開銷（包括每年送給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員的禮金）一般都在五萬兩銀上下，這還不包括送給同僚朋友的經濟援助金。